麦金农：
    第二，还有这样的接近零利率的短期利率，在美国是这样的。伯南克马上要退休了，但是他的继任者比他的利率更低，比如说他们推出的量化宽松，是想把贷款利率降低，只要她这样做，世界肯定是以美元为本位的。中国如果和巴西进行贸易往来，双方所有的进口和出口，还有我们的结算，实际上也是要按美元，我们所说的巴西里尔等等，中国人民币都是这样的。政府也是，我们的外汇储备也是美元的。现在中国是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也有其它的外币，现在主要的就是美元。所以是美元本位。

    如果把人民币国际化，打开了中国的经济，更加开放中国的经济，用外币进行交易，就是我们说的资本账户，就会把中国的经济下降，就可以导致一种金融萧条，后面的幻灯片还会有，我们继续讲。

张春:
    德地立人的观点是，明年主要靠出口和消费，GDP增速在7%-7.3%之间。下面来看看屈宏斌先生的观点。

屈宏斌:

    人们都说，你把三个经济学家关在一个屋里问同一个问题，会给你不同的答案，所以今天要谈经济增长的话，会给你不同的情形。你开了会之后，比来之前会更糊涂，所以我不谈关于今年或者明年的经济增长的前景，如果有兴趣，非得要知道我的观点的话，下来可以再交流。其它的嘉宾都做的非常好，所以我留给时间分享他们的观点。
     我今天有一个对明年的观察和感想。我们看到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中央城镇化会。前一段时间，会议很多，讲了很多关于改革的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目标。这些目标都非常好，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但是我觉得在实际过程中，在操作的层面上，一个多目标的政策的操作，可能更需要去统筹，去平衡。这种统筹、平衡是知易行难，所以我觉得面临多目标的过程中，在未来几年政策的平衡和协调的要求，可能就会更高，或者是挑战会面临的更多。
    这方面我们觉得对任何把握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不管是2014年还是更长的时间，政策之间能否更好的协调和平衡，我觉得这个需要大家关注的一点。

屈宏斌:
    这里有很多具体的目标，有时候并不是一致的，可能要做出一些取舍，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4年的六大任务，其中的第三大任务就是要控制地方债务风险。

    两天以后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也提出了六大任务，这里面的第一大任务就是稳步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言外之意，就是说未来的2亿多的现有农民工有稳定的工作，逐步的让他们在城市长期居住下来。一个是要控制地方债务风险，一个是要使更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这两个目标分别来看都是非常好的目标，但这两个执行过程中我谈谈感想。

屈宏斌:
    2亿多农民工要在城市安居乐业，毫无疑问，他们需要住房，毫无疑问他们需要更多的相应的公共基础设施去支持，需要更多的保障房，需要更多的公共交通，更多的供水，供气，排水的一系列市政工程。这些投资都是资本密集性的，都是一个长期的项目，前期的投资很大，意味着这些投资不管谁来投，用当期的收入，无论是税收的收入还是工资的收入，支持这种长期项目的投资都是不现实的，所以一定要举债，无论是私人部门来投还是公共部门来投。谁来投呢？
    一谈到地方政府债务，现在说既然已经债务很高了，那么未来的方向，我们让民间来投资，大家似乎对民间在基建投入中起更大的作用抱着很大的期待。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只要你稍微了解一点世界城市化，以及世界的基础建设过去的经验和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即使在市场经济为主的体制下，大部分的城市基础建设也都不是由私人投资来完成的，绝大部分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或者政府直接投资，或者政府贴息贷款，或者政府土地补贴，通过一系列补贴来支持、扶持这种基建的。

屈宏斌: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过去也做了一些研究，大家都认为这种基建的投资是一个典型的有比较大的外部性，有比较多的时间不一致性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言外之意，这个领域有失灵的问题，如果让私人投资，可能会出现投入不足的问题。即便是欧洲在过去做了一些尝试，像比较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民间投资在基建投资里起的作用，也仅仅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既然对民间投资不能起太大的作用，那么必须是政府投，是中央政府来投还是地方政府？显然不能是中央政府，必须是地方政府承担。既然这两个目标都要执行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对如何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控制地方债务的时候，就意味着不一定非得要去为地方政府去杠杆化，这些相应的基建要增加，那么地方政府还要举债，那么杠杆水平还要再上升。那么什么是对未来地方政府必须的基建投资更好的举债的方式，或者是加杠杆的方式？

屈宏斌:
      我们觉得过去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一地鸡毛。长期以来，我们的基建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所有的城市化相应的基建是地方政府承担的，但是目前的法规是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的。1994年税改以后，中央分税以后，中央拿去了大部分，所以地方没有主体税种，地方税种是吃饭用，建设是没有财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干基建怎么办？只能相应的找别的办法，现在我们发现找的这些办法都是有风险的，比如说卖地，比如说通过地方的投资平台从银行借款。我想这些问题都已经很明确，大家都认为这个不好，那么什么好呢？我觉得四个方面可以探索，地方政府可以更加透明公开的方式举债。
    第一，认债，对于公益性的项目，通过以地方财政作为担保举债，这是未来的出路。
    第二，对真正的基建项目，但是本身有收益的，这些可以针对具体项目本身发项目的收益债。
    第三，可以成立一些开发性的基建类的金融机构。
    第四，民间投资可以分担一些。
    通过这种探索新的融资体制，我觉得可能是未来把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的必由之路。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城镇化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地方政府的债务得以化解。谢谢各位。

张春:
    谢谢沈先生，汪涛女士有请。

汪涛:
    首先要感谢财新的邀请。今天我看了一下话题,是三个问题。一个是增长，一个是风险，一个是改革。
    增长，中国是不是有东风可乘，我的判断是明年的中国，运气确实比较好，因为外围欧洲美国的经济增长会比今年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因此，对中国经济来说，我刚才也同意大家说的，明年出口会有好转。

    国内消费，我们觉得在今年控制公款支出等明显的打压下，明年额外的打压没有今年的大。所以消费随着收入增长的逐渐恢复也会比今年好。
    投资，今年在基建高速增长的条件下，明年会减速。总体的判断可能还是稍微乐观一点，我们认为明年的经济增长实现7.8%左右的增长，比今年高，主要是因为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明年是正的，今年是负的，主要来自于外需。

汪涛:
     风险方面，议题上提到了几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房地产泡沫问题，量化宽松的淡出问题。我觉得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泡沫是一个中长期的风险，周期性的风险。  
     如果我们看明年有两大风险，第一个是外围的，国外的需求是不是有这么强，如果美国经济真的那么好以后，美联储的淡出对新兴市场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而这个负面的影响对中国来说主要是人民币汇率，实际有效汇率的进一步升值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走向弱化，影响中国的出口。

     另外一方面的风险，从量化宽松带来的风险，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套利资金进入。如果明年淡出，可能有一些资金流动的反复，对国内的货币市场会造成一定的干扰。
     另外一大风险，短期的12个月内，明年的风险是信贷周期的风险。中央虽然提出了一个比较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在利率市场化逐渐已经实行的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银行的表外贷款，各种各样的影子银行业务发展非常迅速。如果简单的看M2，已经看不出信贷增长有多快。所以明年即使定了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调，会不会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也还是最后形成了信贷增长过快的局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风险。

    但是信贷周期也有下行的风险，如果出现量化宽松淡出，资金突然大量的流出或者套利资金不来了，出现反复。或者国内的监管当局对某一项影子银行或者产品业务加强监管，可能会出现短期的信贷收缩的影响。像今年6月，或者是2011年三季度出现的情况一样，有可能造成信贷增长的波动，这可能是国内内需方面的影响。

汪涛:

     我并不太担心利率上升带来的风险。中国的利率是过低，不是过高，现在的利率是向着市场的均衡汇率靠拢，但是还没有达到抑制信贷需求的水平。现在我们国家的信贷仍然是在靠量化的指标控制，也就是贷款额度，贷存比，信贷政策等在控制。对企业肯定有影响，但是宏观上压制需求，总量上不会。
     最后讲到改革，什么地方可以突破？我想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经济增长目标定得太高，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淡化对GDP的强调。不管是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还是化解产能，都会有风险，都会影响到GDP的增长。
     所以明年定一个什么调，我们跟很多投资者交流，明年的增长定得比较高还是比较低，应该表达的是政府改革的决心的试金石，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如果明年运气好，出口比较强，也可以在这样的带动下也能完成改革的任务。但是作为政策目标不能这么定，如果政策目标定的很高的话，那就没有给自己回旋的余地，如果万一明年出口不好，是不是就表示我们地方政府债务要控制的，让这个问题再扩大一点，为了保增长而牺牲改革呢？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取舍非常的重要。

汪涛:
    其它的方面，改革的突破我简单的讲几点:
    第一，明年的突破口可能是见证放权，放开服务业尤其是民营资金的准入。
    第二，应该尽量的做好社会保障和民生的改革。因为这是为改革兜底的，如果怕化解过剩产能，对经济和社会造成负担的话，最先要做铺垫的就是社会保障和民生方面的改革。
    第三，继续做价格改革，包括能源，交通，水，当然也包括利率市场化的价格改革。
    第四，硬化预算约束。金融改革，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这块不要做得太快，这里面最深层的原因有一点，是我们实体经济的改革一定做到位，最重要的是企业，地方政府，银行的预算约束比较软，如果他们的行为不是随着市场规则走的话，那么开放的市场有可能会引起所说的问题。所以这个突破可能是从这四方面。谢谢。

叶翔:
      一致的部分我就不说了，基本上在7%-8%之间，我谈谈我自己的想法。我一直在思考经济增长的逻辑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改革这么多年，目的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未来长期的发展也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的国内经济，各个行业来说基本上是产能过剩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原来一个人一年生产10个杯子，现在可以生产12个，我们是不是供给率更多，一种情况是产能没有快速提高，但是我的规模更小了，就是就业的人数减少了，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行业整合的过程，原来可能每个行业有一千家企业，未来可能剩下几百家企业。

叶翔:
      一致的部分我就不说了，基本上在7%-8%之间，我谈谈我自己的想法。我一直在思考经济增长的逻辑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改革这么多年，目的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未来长期的发展也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的国内经济，各个行业来说基本上是产能过剩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原来一个人一年生产10个杯子，现在可以生产12个，我们是不是供给率更多，一种情况是产能没有快速提高，但是我的规模更小了，就是就业的人数减少了，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行业整合的过程，原来可能每个行业有一千家企业，未来可能剩下几百家企业。

张春:

    我觉得统一的观点是，明年的经济增长短期会放慢，而且我觉得应该放慢，这样对长期的改革更好。刚刚说了可能放得更慢一点更好，这样更有时间解决本质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不讲增长了，也许下来有不同的观点可以提，我们还是说改革吧。明年肯定是最重要的，刚刚各位都提到改革现在是多目标，现在是全面改革，到底哪一项改革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明年首推的，大家说一两句。屈先生刚刚讲了两个改革，是不是明年首推的。

屈宏斌:

    你要问我哪个更重要，我认为都很重要。我觉得简政放权是所有改革实现的纲，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有很多巨细的东西，方方面面都可以做，我们未来几年的改革就会走得比较顺，否则的话，如果这方面做不好，其它方面会受到很多的牵制。

德地立人:

      提纲挈领的改革，我认为财、税、价，大家都知道，它的调整会影响市场和企业的各种关系，比如说从什么地方抽钱，是中央收还是地方收，是留在市场还是留在企业，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但是难度也是最大的。因此如何推这部分很重要。现在大家讲的地方政府主要的预算里，土地的预算是相当大的，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要解决的话，我这个钱还不够了，怎么办？这些的话，要搞一些房地产税，搞固定资产税等等。这块的力度将会影响很长时间，因此这个部分是最难的，但是提纲挈领，必须要做的。

汪涛:

    如果说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财政改革，土地改革，社会保障改革，有些确实是这样的，财政、土地都是比较难的，所以不是说要不要去做，而是说行动起来确实会比较困难，所以明年重点突破的可能是刚才宏斌讲的，放开服务业，简政放权最大的得益者是服务业，服务业咱们国家有瓶颈，是供给不足，尤其是像医疗，养老这些服务是有很大的供给不足，如果放开的话是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还有一个是社会保障，为将来化解过剩产能，就是去杠杆的做铺底的，做这个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顾忌，另外一个是价格改革。

张春:

    很多的观点，有一些东西是最重要的，但是不一定是要第一要推的，这里面肯定要有权衡的东西。

张春:

    中国的问题的确很多很多，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限，最后还是让下面的听众提一两个问题。

叶翔:

    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去30年靠人口红利，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成本比较很低，这是过去30年发展的内在逻辑。未来低端劳动力的成本快速增长，这就意味着劳动力价值的更好的体现，我觉得未来的工资还是会快速增长的，这个过程中，因为在经济在转型过程中，资金的成本还会比较高，这就意味着依靠资本去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减弱，过去的资金成本偏低，所以依靠工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杠杆存在，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张春:

    他讲了比较有深度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在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再探讨。还有一个提问机会。

张春: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分会场的会议到此结束，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嘉宾。

“2014经济前景展望”，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