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明：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财新峰会第二天上午的大会。在昨天上午的大会上我们集中讨论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幕之后，改革踏上新征程，也金融危机中的五周年的时候探索金融稳定。昨天下午涵盖了改革和发展中直面的问题，包括城乡发展与土地改革，2014年前景展望，国资改革与民营莅临，政府改什么需要做什么，投资中国等等。昨天晚上又对互联网问题，和房地产问题讨论非常热烈。昨天有超过70位嘉宾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并和大家互动。昨天的会议已经财新网同步上传，希望大家交流。我们希望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进一步对深入和改革发展的问题展开讨论。今天上午我们通过两个话题，进一步讨论，第一个主体是最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念与现实，第二个主题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我们现在有请第一场的主持人，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

 钱颖一：各位来宾，我非常高兴主持这一节的研讨，这一节的主题关于经济增长，关于经济增长与创新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创新如何驱动经济发展。那么我们这一节的演讲，主题演讲嘉宾和评论人应该说是在这个全球范围内，在学术界研究这个问题的最强的一个阵容。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菲利普·阿奇翁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是研究这个经济增长，特别是创新如何驱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全球的这个权威，也是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融入增长的创始人。他的研究在经济学界有巨大的影响，早期的研究是关于发达国家，那么近期的研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个对中国是有巨大的启示的。那么菲利普·阿奇翁获得过无数的奖励和荣誉。那么菲利普·阿奇翁教授和我也是非常好的朋友，非常自豪的是，我和他是哈佛经济系博士项目同一年的同班同学，这是非常自豪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呢，有请菲利普·阿奇翁教授做主旨演讲。大家欢迎。

菲利普·阿奇翁：非常有幸能够来到这里，刚才钱颖一教授也介绍了，我们确实是同班同学，一块上博士课程，我在1994年的时候来到中国一次,当时参加一个转轨经济学的大会。那我们再来北京的话，几乎就完全认不出来了，因为20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因此我感到是说，你让我讲中国国家增长的战略，我确实诚惶诚恐，因为中国增长轨迹前所未有，我现在只有30分钟的时间，那我希望介绍一下从追赶式增长转向领先式创新增长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转型。 

菲利普·阿奇翁：那现在中国非常成功的能够实现创新，而且说中国一直是说追赶式的增长的方式，待会儿我会介绍什么叫追赶式增长。我也知道，大家在中国也问自己，如何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能够成功地从追赶型经济成功地转向为创新领导型，或者是前沿创新型的国家。那另外的话，这只是一些技术措施吗，还是说需要我们去改变一些我们的体制机制。这是我们的这个主题。我们的同事待会儿也会做发表演讲。

菲利普·阿奇翁：也就是说新的创新使旧有技术过时。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讲到增长的经济学，也就是新的替代旧的，这样的话，老的东西会阻止新的企业取而代之。因此我们要确保下一轮的创新者，再去阻止再下一轮的创新者进入市场。就是说，我们要防止既有的企业阻止新的企业入市。我们看到这里头有一些预测，我们可以用数据去测试一下预测。那我们可以用各国之间的一个回归来去测试，也就是我们可以用不同层次的数据，包括宏观微观的数据测试。

 菲利普·阿奇翁：我们首先的一个预测就是在于说前沿式的创新，需要这种逆转，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重新配置和退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系统来使得进出自如，这样的话会实现流转。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竞争是推动前沿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大家去创新的时候，就像我和我的同事这样，我们在课堂上是竞争的关系，我们这种竞争，使我们需要用创新避免跟竞争对手针锋相对。我希望通过创新，要么避开竞争，要么胜过竞争对手，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使我们的效益得以提高。 

菲利普·阿奇翁：第三，我们再去做追赶的时候竞争不重要，但是前沿性创新非常重要。促进创新的这些政策，取决于发展的阶段，如果你要追赶的时候，你不需要更多的去依靠创新来拉动增长；也就是这种增长要求不同的政策取向和体制机制。

菲利普·阿奇翁：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我想不需要多说。那么从1978年以来，邓小平同志来推出改革开放之后的话，那么各省的领导之间开始进行竞争了，而且资源从农业重新到配置到工业上，而且资源从国有企业能够配置到新兴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上面。这样的话，中国实际上利用好了外资，来提高中国技术追赶的速度。

 菲利普·阿奇翁：而且中国在追赶式增长有很大的空间，我知道中国希望让进城务工更加方便，深化金融改革，这样的话，使得中国的追赶进一步来进行。这个方面的空间并没有耗尽。不过这种追赶的步伐会慢慢放缓，那也就是说从农到工，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这个方面的潜力会慢慢地耗尽。 

菲利普·阿奇翁：那这样的话，中国想要在价值链往上走的话，这样就要增加技术含量才可以。由于说中国希望成为一个前沿创新者，像美国或者欧洲某些国家一样，但是法国不太算，比如说德国，北欧这些国家。那这得有一些支柱，或者说在过去25年以来，归纳下来的基本要素，由这些要素才能够驱动一个经济，来实现创新式的增长模式。

菲利普·阿奇翁：第一个就是竞争。竞争对增长非常有好处。特别是如果说你这个国家和这个行业跟技术前沿比较接近的话，我们看一个图，我们横轴是竞争的程度，纵轴是增长和创新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竞争越激烈，增长和创新越活跃。如果说我们有这些前沿的产业，就是说这些产业不是在追赶，而是在创新的话，那么这样就会发展的很好。这是英国的数据，但是大多数国家也可以用来研究。

菲利普·阿奇翁：红线的话，如果说一个企业处于前沿竞争之下，它对竞争的反应是什么。蓝线是说如果一个处于竞争之上的时候，他会更喜欢竞争和创新。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处在竞争前沿的话，我们希望通过创新来避开竞争对手的锋芒。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可以胜利。

菲利普·阿奇翁：那如果说一个国家离技术创新前沿太远，就你不愿意干了，如果你在前沿技术上面，你会愿意竞争，进一步夯实自己的竞争力。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点，要把竞争政策和公平的市场政策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就使得竞争能够对要素市场产生影响，那么使得劳动力市场的话，更为灵活。这个的话，我们待会儿会进一步介绍。

菲利普·阿奇翁：我们说竞争是极为的重要，这是我想看的第一幅图。这是我们和大龙合作的图表，有一些是高壁垒行业，有一些低壁垒行业，横轴的话，是看你在创新的行业处于什么位置，纵轴是增长率。每一个图的左边，说我们和竞争的前沿差得很远，那这样的话，高壁垒和低壁垒差不太多。如果我们走到图的右边，那就意味着说，如果技术壁垒高的话，增长会慢于壁垒的国家。如果说，你这个国家接近技术前沿，像中国这样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加剧竞争。这样的话，跟前面这个图表，它的宗旨是一样的。

菲利普·阿奇翁：那么这张图讲的就是竞争政策的三个错误。我想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竞争，会有阻碍的作用。但是这是错误的，它不会影响到这个专利的政策。实际上两者互补，还有就是有人认为，竞争的政策也会于产业政策相反，实际上这两者也是互补的。还有我们有好的竞争政策，好的产业的政策，这两者都是互补的。

菲利普·阿奇翁：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就是竞争政策是独立于机制之外的。那实际上呢，如果说有这个腐败的话，是会限制了竞争。如果说一个国家它的腐败情况越严重的话，就越来越严重到了限制了竞争。如果是低腐败的国家，就能控制好。

菲利普·阿奇翁：我马上就会说到接下来的支柱，我们需要好的初级教育，小学教学或者中学教育。同时呢，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良好评级的大学，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增长的增强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也有那个上海的关于大学的评级，上海的评级也是非常的重要。它是鼓励研发的，我们能不能够去鼓励世界范围内的这个研发，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个最好的效果，这些都是创新引导的一些增长。

菲利普·阿奇翁：这个我们是用了一些交叉的数据比较，在左侧我们有一些比较接近这个前沿方面的长期的国家，右侧是我们说的是离前沿比较远的州，像密西西比州等等。从这个图表上的结果就可以显示出来，如果说一个州或者说一个国家要让它离前沿创新比较近的话，那就需要好的学校的教育，也要有好的大学评级。

菲利普·阿奇翁：如果说一个来自于这些接近前沿的国家或者州，如果要想有好的创新，必须要有研究生院，必须有高校的评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是创新引导性的话，没有本身促成增长。不是这样的话，就应该去对大学进行更多的投资也让大学有更大的自由度，这就是游戏的规则。这样的话，必须要有这个学术的自由，这些是非常重要重要的要素，一会也会给大家介绍。 

菲利普·阿奇翁：第三个支柱就是这个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应该是非常的自由的，然后它也意味着这个工人可以非常自由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有基本的规则，能够让人们非常灵活的去进入。那就是对于一个人的雇佣和解雇也是非常的容易的，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这个国家的工人能够很容易地去得到一些新的工作，而且能够接受到好的培训。

菲利普·阿奇翁：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工作的这个灵活性同它的安全性结合起来。像瑞典，就有这样的一个体系，它能够把雇佣和解雇的灵活性和人们的这个雇佣的安全结合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非常了解创新型的概念，我们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所以创造了新的词。

菲利普·阿奇翁：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个支柱，如果想从追赶式的增长转变成创新引导的增长，或者前沿的增长，我们必须有资金，必须有融资，我们必须有商业驱动力。因为我们的这个创新性的投资是更有风险的，因此投资者必须要求好的股本的回报，能够对权力的一些控制。这也是我的这个同事一直倡导的一个内容。

菲利普·阿奇翁：以前我跟他合作过，我们要有风险投资，我们要有股本的融资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需要有机构的投资者，我们要充分的理解这个机构投资者在创新投资中的作用。当然这些图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讲了，这些图页显示出了，如果离前沿越近的国家，如果说这个离前沿越近的话，银行的融资就会进一步地加强增长。

菲利普·阿奇翁：如果说我们想要离我们的前沿引导性的创新或者是增长越近的话，我们必须有风险投资或者以市场为引导的投资。 

菲利普·阿奇翁：最后就是我们第六个支柱，我们要有一个反周期的宏观经济的政策。就是说我们有这个经济衰退的话，我们也要加强研发，这样的话，才能够促进前沿创新性的增长。我们也要充分地保证政府能够不断地保证在研发领域的投资，那么我们所说的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应该是说在长期来说，是减少赤字的。如果说在一个经济繁荣的时候，要增加利率，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要减少利率。

菲利普·阿奇翁：那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宏观经济的政策和货币的政策，我们要了解到创新的体系怎么样能够近来创新性的投资，这是新的模式，也是我们新的思考。 

菲利普·阿奇翁：我要讲最后一个支柱是民主。民主是能够促进增长的，而且它也是非常接近于这种技术的前沿的创新的。我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首先，前沿的创新要求自由的思考。有些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想法，这些想法有好的，也有坏的。如果说想法不能够自由的话，并不是民主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有愚蠢的想法，但是这种愚蠢的想法是大家互相进行讨论，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

菲利普·阿奇翁：我讲的太快了，但是我现在必须讲我的结论了。我们讲第一个结论，那从我刚才所讲的内容当中，大家都记住了什么呢？我们是要向这个前沿创新的增长这个方向努力，这需要竞争，并且需要这个投资有效性，尤其是在教育和大学上面的投资。同时，我们有一些顶级的大学，当然在中国有很好的初级教育，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高级的顶级的这样的大学。这也非常重要。

菲利普·阿奇翁：同时我们也需要非常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一些培训，这样的话，工人可以从一个职业向另一个职业能够自由的流动，我们需要这个股票市场的融资或者金融。同时我们也需要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是我刚才说的创新引导性的增长五个物支柱，当然还有其他的支柱，比如说民主，有竞争性的独立的媒体，这些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进一步刺激以创新引导性的增长。

菲利普·阿奇翁：还有就是我刚才所谈到的，它对于减少腐败非常重要，如果说一个国家需要增长的话，需要更多的是有质量的增长。同时我们在这个有竞争性的和独立的媒体上面，能够增强中国对于外国投资人的吸引力，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大学，需要吸引更多的学者，他们并不仅仅是说，吸引他们过来参加一个为期一个月的研讨会，而是说吸引他们在中国定居。

菲利普·阿奇翁：我有很多同事，他经常会谈到这个软实力，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加强中国的软实力，我觉得这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想作用最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必须向这个方向努力。

菲利普·阿奇翁：我的第三个结论是我们实际不仅仅是追求经济的增长，更好的增长。更好的增长，必须有绿色的增长。绿色的增长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这里面也做了很多研究，我们要理解到我们的政府怎么样增强绿色的创新和生产。如果说我们在绿色创新上面做得非常好，我们就可以成为实际上的领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另一个高质量的增长就是平等，我们应该去保证，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公平性。那如果说是有过多的不公平性，就只能削减到我们的竞争和信任。

菲利普·阿奇翁：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拉美国家，它的贫富差距也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对于这些贫穷的阶层，对于他们是非常的排斥。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不需要，觉得他们是属于这个处于产业之外的，那这样的话，就是缺少了公平性。这会影响到这个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流动性。我们必须要有这些好的机会平等，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不断地去复苏。

 菲利普·阿奇翁：因为我是法国人，我就不讲我的国家，我说一下北欧的国家。北欧的国家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就是一些以创新为引导的增长，他们非常注重增长，他们非常注重大学的教育，非常注重医疗。而且有很多创新性的公司，他们的反循环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非常的完善。他们也有这个灵活安全性，他们投资上面都是成本节约型的非常高效的，他们也有一些这个各组织之间的高级别的对话，他们的公司和雇员也可以进行很好的对话。

菲利普·阿奇翁：同时他们的财政有助于实现预算和平衡，同时推动社会的包容性。这样的话，他们的收入在可控范围内，这是一个聪明的管理制度。同时他们的体制当中也有风险制衡。瑞典曾经有一个候选人，是一个民主党人，他想竞选首相。他给小孩儿买了这个巧克力，但是用公务卡，用政党的公务卡，就是因为他用公费买了一个巧克力，结果不得不退党，这就是瑞典人的方式，这是很聪明推动经济增长的例子。

钱颖一：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状态，活力四射。下面我们有请四位评论人，这四位评论人来自中国和瑞典。第一位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

 蔡洪滨：我非常高兴能评论这篇文章。昨天晚上我工作了一个晚上，到深夜，至少我在态度上是认真的。我有两个非常简单的观点。所以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井，要远离清华，加入北大，这是钱院长说的，这是开玩笑的当然。我觉得清华和北大最符合菲利普斯曲线，我经常就是说，我说使北大变得越来越好的学校就是清华，这是教授的理论又一个印证。

 蔡洪滨：回归到政体上，他做了很多的深入的、有见地的研究，然后得出结论要避免中等收入陷井，需要做到六件事情，六件事情我就不再重复了，教育的重要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还有民主，民主对于腐败的遏制，最后就是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蔡洪滨：在他列出的六个支柱里面，强调了政策和民主的重要性。第二个我想就是整个的发言跟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非常高度吻合。为什么这么讲？我相信他可能没有学过三中全会的文件，你看竞争，我们说的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education,深化教育领域改革，labour market消除城乡行业身份区别的一些就业障碍和就业歧视，民主，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最后一个说宏观政策，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蔡洪滨：所以你拿的十八大决定的文件，刚才这六个覆盖也是符合的，即使用我们中国的标准，在政治上也是高度正确，跟党中央完全一致。但是反过来讲，我相信菲利普·阿奇翁没有仔细学习这个文件，说明这个文件我们写得如此之好，也就是说这个文件跟这个世界上最主流的经济学家判断是一致的。 

 蔡洪滨：我还想增加一点自己的看法，中国怎么样避免中等收入陷井，当然他有很多看法，但我们看另一个简单的实证角度，什么国家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东亚四小国，什么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拉美那些国家。当然有可能很多的分析比如说墨西哥，日本早期的政策，如果系统地梳理，我个人的感觉，可能不完全，政治上没有说一揽子政策，这完全是东亚国家做对了，拉美没有做对。

 蔡洪滨：那么长期经济增长无非是几个经济要素要增长。我们长期经济增长最有影响的理论就是制度学派，还有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强调，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逻辑很简单。什么是好的制度，我们这次三中全会也说，对所有财产都是受保护的。那么为什么产权保护重要，你只有说是知识产权得到保护，你才能够创新，但是增长理论，制度学派对于这个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的这种积极新性保护的，强调很多产权保护，但是人力资本投资没有强调。

 蔡洪滨：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在制度学派里分析比较少。那么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从什么地方来，我觉得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讲，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投资。那么，我刚才说到成功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和跨过陷阱的国家，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社会的流动性，社会的流动性如果从一个点，这个点是教育的相关性，在典型的拉美国家，你要得到好的教育，你出生一个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 

蔡洪滨：我们东亚的邻国教育，教育的公平性是最好的，所以教育的代际相关性是最低的，所以简单地时政分析来说，说明社会的流动性，或者人力资本的投资性，是一个国家是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的因素。

 蔡洪滨：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井。回到中国的现状，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出现了非常危险的下滑的趋势，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是，我们现在农村户籍的小孩至少占到了70%，因为农村小孩出生率高一些。总的来讲，这个事实反映的是我们的流动性，教育公平的机会近些年来呈下滑的趋势。

 蔡洪滨：所以三中全会有各种各样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我看来有几点对于长期中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是否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井，一个是户籍制度，这是保证人们公平的就业机会的必要条件，另外一个就是教育改革，只有真正地做教育改革，强调教育公平和公正，那么我们整个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才能够得到保证。

蔡洪滨：最后一个就是人口政策。通过开放单独为突破口，尽快地果断地调整人口政策，我觉得是决定中国未来二三十年我们社会人口结构的重要性之一。这也是写在我们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这几个改革的方向，也跟我们刚才菲利普·阿奇翁的观点也是一致的。我就补充这几点基本想法。谢谢。

 钱颖一：非常感谢，下面有请约翰·哈斯勒教授发言。 

约翰·哈斯勒：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让我在这儿对于刚才菲利普·阿奇翁和我们的蔡教授的发言做一些评论。中国是自然资源比较稀缺的国家，我有很多理由说中国为什么应该在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资源的问题上，应该更加有效。一方面因为它的资源比较稀缺，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源，对人应该有负面的影响。

约翰·哈斯勒：我想在北京居住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理解我说的这一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平时经常会谈论到的话题。中国必须要增加自己的效率。菲利普·阿奇翁刚才给我们讲到了追赶性的增长和创新性的增长，那中国是不是能从一个追赶式的增长转移到创新性的增长，中国有多长时间达到这个目标，怎么样改变资源稀缺的问题。

约翰·哈斯勒：我觉得中国在某些方面离这个目标并不是非常遥远，这是同一些西方国家所相比的，我们单位所使用的GDP是跟美国相似的。同时我们也有一些追赶式的增长需要实现，我们有一些欧盟的国家，它的效率，是比中国要高很多。如果说中国想像丹麦，或者像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有同样高的效率，确实需要做努力。中国现在也在减少对能源的使用，我想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需要创新，中国并不仅仅是依靠追赶式的增长，也要依靠创新式的增长。

约翰·哈斯勒：我们之前的演讲者菲利普·阿奇翁也说到了在三中全会上面的一些议程，那非常的清晰说，我们的议程确实跟菲利普·阿奇翁的讲话不谋而合的。而且非常清晰的是，对于这个产权的加强，是菲利普·阿奇所强调的，无论是产权还是知识产权的加强在中国非常重要的。

约翰·哈斯勒：如果说中国想成为创新性的领军国家的话，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之前说到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问题。从市场准入应该更加自由，如果说一个领域或者说一个市场没有清单的话，就是可以允许任何人和任何机构进入到市场当中。

约翰·哈斯勒：我们再说到这个产权的时候，我们再说到市场融入的时候，进入市场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矛盾。市场准入通常情况下，都是会挑战到一些人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阻力性是非常重要的。这在中国的改革计划当中也提到了。同时，我们也要有很强的透明度。

约翰·哈斯勒：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观点，可能是在改革议程当中并没有明确指出的一点，就是人才应该在社会怎么样分配的问题。刚才菲利普·阿奇翁也说到了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必须要更好地分配它的人才资源，要有很好的这个资源，要进行很好地利用。

约翰·哈斯勒：昨天我在我的演讲当中也说到了一些税收方面的问题。我们说到资源有效性和能源效率的时候，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在美国对于能效的提高，有很好的设计。我觉得在中国，价格确实是起到了很好的一些作用，而且，能够让这个价格充分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钱颖一：感谢约翰·哈斯勒的评论，下一位是黄益平。

黄益平：谢谢钱院长。我觉得大家刚才都已经听到这个，我们刚才的这个的演讲，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很受启发。我觉得就中国而言，我们现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大概有两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过去的增长模式一方面是增长速度很快，另外一是这个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黄益平：所以第一个是我们怎么样转变增长模式，让它变得相对可以持续。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样通过技术进步或者创新，从我们现在的6000美元人均GDP上升到1万2千美元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今天作为讨论，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自己做的一个研究，跟我的合作者做的研究。 

黄益平：这个题目叫“政策制度与中等收入陷井”，我们做这个题目是跟我们中国所面临的这个问题相关，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中国应该采取政策，帮助我们克服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我们现在有很多关于增长的理论和讨论，但似乎有一套政策的建议，觉得这些决策，帮助我们增长。刚才菲利普教授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非常具体，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听到过，华盛顿共识，让市场发挥作用，这些在经济学上我们都接受的。

黄益平：所以我们做的这个研究是一个简单的时政研究，把100多个国家放在一起，分成三个组别。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过去三四十年的数据，到底哪一些政策帮助我们克服中等收入陷井，有一些不是特别重要。

黄益平：但是有四个方面的结果，第一个是法律法制环境，我们发现法律法制环境是在所有收入水平国家这个组别里面，对增长都起到非常重要的正面的作用，没有区别，低、中等、高收入国家都是这样，对低收入国家尤为重要，如果不能维持正常的法律法规的秩序和公平正义，很难想象你能真正实现高速增长。

 黄益平：第二个我们发现比较有意思，就是金融抑制政策，从传统上它说它影响效率，不利于增长。但我们发现在低收入国家，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作用。我的理解，我们过去对中国经济做的研究，有类似的发现，我们发现金融抑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正面的贡献在过去的十几年变成了负的，早期是正面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抑制尽管有效率损失，但是帮助有效地把储蓄变成投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负的，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实证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金融抑制的对经济的制约非常明显，也就是说的金融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金融涉及到我们资源的配置。

黄益平：第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一开始我们觉得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结果，就是民主化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很清楚的。对于低收入国家，民主化的做出来的实证结果是负的，对于中等收入国家不清楚，没有很显著的影响。我们想办法去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黄益平：也有些人说台湾韩国也靠民主化走过来的，我觉得从时间上看在台湾和韩国快步的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候，并不是民主国家。最后有一个自然的过程，可能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是不是有一个发展和公平之间和民主之间，有一个选择，什么时候里认为是重要的，但这个话题我不想展开。我想说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短期内不见得带来更快的增长。

 黄益平：最后一点就是今天已经提到的，创新最终的是研发开支，教育开支，这些方面我想不用展开讨论。一个国家技术不能进步，产业不能升级，根本不要想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这方面有经验，也有教训。

 黄益平：包括蔡教授提出了教育对于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我特别认同，但是我想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民工的素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过去35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增程度上使把我们的农民变成城市的工人，这是促成我们增长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些民工大概的教育背景是初中，但是工资已经大幅度上升，这些工资上升，使我们的产业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我们的农民工素质不提高，我们下一步到底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下一步我们要重视民工的培训问题。谢谢大家。

钱颖一：谢谢，下面有请佩尔·克鲁塞尔教授，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

佩尔·克鲁塞尔：好，再次感谢主办方让我进行点评，刚才菲利普·阿奇翁的发言非常出色。几乎您讲的所有观点我都同意，但是我想总体评论一下。我们好像大家都是很大程度上都是相互认同的，所以说您的这个观点跟哈斯勒昨天的发言是一致的。

 佩尔·克鲁塞尔：他也是讲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他也讲到了一些共同的内容，有一些您所倡导的政策恰恰是他所强调的。与此相类似的就是，您的发言跟我昨天的发言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我昨天讲到了福利国家，你这边强调加强教育，放开市场，加强灵活性。我昨天就是讲到说，我们要提高生产效率，这都是共通的地方。

佩尔·克鲁塞尔：我还想说的，从保险角度来说，这也是好的。我们指望双重红利的话，我们的增长更有把握一些。我想我们的一致性实在是太多了，我当然为此而高兴。但是很明显就是第一位评论嘉宾也提出了，就是您的这个发言跟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是高度的一致。这都是好事。那我想我们有共识是一件好事。那我们大家似乎都是众口一词，当然你讲的是最全面的，一下说到了六个支柱，最后又加了两个，我听成了八个支柱。

 佩尔·克鲁塞尔：第二点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讲，我也是更认同的是这些支柱，而不是论证的逻辑，你的逻辑是说中国要从一个发展的阶段，也就是由投资拉动增长的这个阶段或者说追赶性的增长或者是以引进吸收为特征的增长能迈向创新引领的增长。那我想中国的话，应该是两手都要硬，就是说你如果讲到经济的增长方式强调过度，于事无补的。

 佩尔·克鲁塞尔：你用了一些回归，得出了一些结论，就是我们需要这六个支柱，这六个支柱我认同，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基于你的原因，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中国现在已经走到了今天这个水平上，很大的程度上呢，就在于说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那这个是没有训练有素，教育得当的人口的话，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有受过教育的巨大劳动力的群体，如果没有教育的话，不可能实现。我们要充分地发挥这样的潜力，我们就需要去各个方面都加强努力。

佩尔·克鲁塞尔：另外一方面，就是您要考虑中国的话，中国最终能赶上世界的前沿国家，这个并不是说所有领域的创新来驱动中国，而是中国在某些行业和领域进行创新，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消化吸收模仿，别的国家也是如此。可以说所有的发达国家，先进国家一起来推进技术前不断的延伸，中国也是其中之一。我不太同意您的观点是，中国好像独立于世界之外，然后自己在那儿独立推动创新，我想这是大家一起来做的事情。关键是怎么到哪一步，这不是新的经济形态，而是一个不断地推进和延伸的过程。

 佩尔·克鲁塞尔：所以说这种二元论的分析方法，我略有异议。对于说未来的话，可能也是投资驱动的。我们知道说，在投资理论当中，我们也知道说，投资于技术的话，就是要投入多数的这些创新，都是要依赖于资本。那新的技术装备，新的生产技术，那么有一些不依赖于资本，但是很多的都依赖于资本，甚至IT革命都是如此。

佩尔·克鲁塞尔：因此我们想说，我们要回到这个主旨上，也就是我们现在都认同的一点，就是您这六个支柱也好，八个支柱，甚至更多的支柱都是我们的共识，可能各我们的视角不一样，论证的方法不一样，但最重要的是实施。这就是我发言的内容。谢谢。

 钱颖一：非常感谢，时间有限，我们就没办法有更多的讨论了。那我想就用我主持人的特权问最后一个问题，问您一个问题。那您很好地给我们总结出来所谓前沿和追赶两种发展的方式，那到底中国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位置上，中国的购买力平价的接近一万美元，大概相当于前沿国家美国的五分之一，有时候我们讲说，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或者说中低收入国家更准确一些。因此到底中国现状是在什么因的位置上，仍然在追赶，还是说已经正在趋向于前沿，由于说中国和前沿之间呢，这个差距还是巨大的。那我想请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有请。

菲利普·阿奇翁：那第二个就是说关于产权的保护，产权保护非常之重要。这里有一个叫做产权保护和竞争之间是相互加强的，这么一个关系。也就是我们想要增强竞争的话，需要法制和反腐，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我完全同意您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单打一，我们肯定是说在行业这个层面上，有具体的数据，比如说有蓝线红线的区别，就是越接近前沿的话，就越愿意竞争，越远离的话，更愿意追赶，这个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

菲利普·阿奇翁：那比如说有一些中国的这个行业，那么可能已经走到了前沿，有另外一些还是在追赶的过程中。那我的观点您刚才讲的一点很正确的是说，大家好像众口一词，大家有强烈的共识，但是我们在讲到反腐的时候，这也是我们要反腐强调的主题，很多时候的反腐是自上而下，我们要反腐，惩腐。

 菲利普·阿奇翁：我有一个瑞典朋友，他讲到媒体的重要性，那独立的媒体来自下而上监督反腐。并不是说自上而下的反腐，而是人民来自下而上也能够反腐。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所需要的媒体竞争，如果说自上而下一直在加强反腐的力度的话，总会有限制的。所以更容易的一个办法是自下而上。这样的话，确保竞争得到维护。这里的话，可能会很有意思。因为基本功都要做到，我们都同意。问题就在于去实现媒体独立，司法独立，怎么样坚持独立，这个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继续探讨的方面。谢谢。

 钱颖一：刚才所说的，对您刚才的那个问题，确实是我们可以进行追赶式的增长，有一些法律法规不断地让这个现代市场更加自由化，去实现追赶式的增长，但是我们未雨绸缪，我们需要考虑到我们今后的一个发展，那我们了解拉丁美洲和日本的情况，那日本呢，就会有前瞻性，法国非常有问题的。它在这个要成为一个以创新为驱动的增长的国家就是非常的有问题。那法国必须是要好好地反思一下，所以我们每一个国家都要好好考虑一下，我们怎么样在变革的时代，怎么样前进。所以大家对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和转变，我们是共同学习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