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能力改进”,现在开始

发言人:
托斯滕・佩尔松,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诺贝尔经 济学奖评委会前主席
点评人:
达龙·阿西莫格鲁
,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国家为什么失败》作者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许成钢,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财新《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
主持人:
王烁,
财新传媒主编

12月19日 10:35:27

王烁:大家早上好,欢迎参加这节的主题讨论,我们这一节主题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亚当斯密曾经说过,让一个国家从野蛮的状态到富裕的状态,第一个是和平,第二是过得去的司法,第三个是税收。这是繁荣的支柱,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发言人托斯滕·佩尔松的论言。

12月19日 10:39:22
王烁:我们今天的发言人是托斯滕·佩尔松教授,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他今天发言的主题是“发展国家治理与能力”。我们今天的三位评论人是达龙·阿西墨格鲁,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成钢,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财新《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有请三位评论人上台。有请。
12月19日 10:40:32
托斯滕·佩尔松: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主办方对我的邀请,让我上台做这个演讲。我们知道,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包括很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力量。今天,我主要想给大家侧重讲一讲国家在这当中起到的作用。
12月19日 10:42:43
托斯滕·佩尔松: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背景,同时我们也要想一想对于中国有什么样的暗示。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合作,他也出版了一本书和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他对中国的研究也是比较的广泛。我们是作为一个外部的观察者对于中国的情况做一定的评论。这个就是我要进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首先就是发展集群。
12月19日 10:42:49
托斯滕·佩尔松:发展集群的意思就是在发展当中会有很多的要素,他们是结合起来的,之后我们要看一看中国的表现和中国治理的结构或者是系统。因为治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发展或者说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还有就是中国在增长上面所面对的一些挑战。比如说这个生活方式和水平的提高,还有就是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出现的社会问题。像这个污染的问题,不公平的问题和老龄化的问题等等。
12月19日 10:43:00

托斯滕·佩尔松:首先,我会谈一下发展。发展就是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像卢森堡和其他一些国家给出的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同时我们也知道,发展并不仅仅是涉及到收入,有一些国家非常贫穷,他们的国家治理非常弱。那他们通常是有一些内部的暴力和矛盾。而那些非常发达的国家,他们并不仅仅是拥有高收入,也有强有力的国家,有很好的工作的机构。他们的冲突是比较少的。

12月19日 10:45:30
托斯滕·佩尔松:这就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为什么收入和暴力是发展集群的要素。所以我给大家看一阵图,我们在这里面有三种分类,可以看到红色的点是高收入的国家,绿色的点是中等收入的国家,中国我是用黑色的方片表示的,蓝色的点是低收入的国家。这些都是在2002年,就是10年前的情况。横轴是一个国家的和平指数,那么在纵轴上是国家能力的一个情况,这个之后会继续讨论。
12月19日 10:45:41
托斯滕·佩尔松:我们在这里面可以非常明显的观察到怎么样结合到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点是低收入的国家,那像中等收入国家在纵轴上稍微多一点,红点在纵轴上更高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和平和暴力上面,也是蓝色在下面,红色在上面。国家能力这个概念,是由经济历史学家所提出,我们现在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在不断地去讨论这个问题。
12月19日 10:47:37
托斯滕·佩尔松:我们说到这个执政的政府,以不同的形式去投资国家能力。我们可以想象到,三种国家的能力,第一种我们说到是法治的能力,也就是说政府有能力支持市场,让市场表现更好。而且呢,就是看是不是这个国家有独立的法庭,有能力的法官能够在这个法庭中表现的好。
12月19日 10:47:49
托斯滕·佩尔松:第二个维度就是政府是否有能力补充市场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叫做一个集合的能力。比如说像提供医疗、教育和收入的支持等等。第三种能力就是一个国家的财政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够产生收入。能够监控和监督税收。这三个方面都是国家能力的方面,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一起的。
12月19日 10:47:59
托斯滕·佩尔松:这张图表上面就显现了我上面所说的三种情况。纵轴是法制能力,横轴是财政能力,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有集合的能力。红色仍然是高收入国家,绿圈是中等收入国家,蓝色是低收入国家。我们看到高收入的国家在三个纬度上有很好的表现,而且在蓝色的低收入国家在集合的能力上都是处在下面的位置。
12月19日 10:50:42
托斯滕·佩尔松:中国是在中间的位置,它的这个财政能力在中间,法治能力在上面。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些数据当中考虑这些集群的要素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的这个国家能力显示出了在过去所做的有目的的一些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它的这些投资应该是互相加强的,并且能够制造一些实质性的循环,或者说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一些投资。比如说一些国家有更强的能力支持市场,就是我刚才的法律能力,扩大税基,那这种情况下,那它就有能力去在一个固定的税率上面去产生收入,创造收入。
12月19日 10:50:52
托斯滕·佩尔松:那这些呢,就是社会和经济的一些驱动的要素,这些要素可以驱动经济的增长,同时也能在循环当中互补。而且这对于任何形式的国家能力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当然了,我并没有时间每一条都细讲,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我的书或者我论文。在这里我只会给大家介绍一个驱动因素。就是在不同的这个治理机制当中,就是动机嵌入式的驱动力。
12月19日 10:51:04
托斯滕·佩尔松:关于收入和国家能力之间是很清楚的一点,这里之间有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收入更高的话,税金更高的话,使得财政更有投资能力,这样也能力推动市场的建设。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国家能力跟收入之间相互的促进。
12月19日 10:51:16
托斯滕·佩尔松:另外的话,这种治理的能力哪一个纬度比较有意义呢?从政治和司法的治理来讲的话,有不同的纬度,这里面我写出了五个。可以看看是不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第一个就是问责制,是说谁去任命政治领导人,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任命呢。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是选民来选任政治领导人。但是还是说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在于谁选,是谁推举领导人,看一些业绩上的指标来追踪谁当领导人。一旦我们用到了过往的业绩的话,现有的领导对他任上的政绩负责。
12月19日 10:55:43
托斯滕·佩尔松:第二个代表性,那谁能参与政治决策呢?如果说不是公众普遍参与的话,那可能突出的利益集团可能主导政局。大家可以想想,比如说像在南非,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12月19日 10:55:52
托斯滕·佩尔松:第三个纬度是政治的稳定性,因为这是一个背景,如果我们看统治集团或者领导的话,他有什么样的时间纬度能够执政。因为我们来说,领导对经济和政治进行投资,取决于他换届的时间或者晋升的时间。
12月19日 10:56:01
托斯滕·佩尔松:第四个就是对于权力的制约。是说一个政治领导人的政治行为有多大的自主权,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权力的空间和政局的稳定程度相互关联,如果说政局不稳的话,可能一个政治领导限制就比较大,那他就不愿意投入,他担心投入以后,过后换人了,这样的话,有可能说我现在做的投入以后针对我对我不利,这样的话,影响国家的建设。
12月19日 10:59:30
托斯滕·佩尔松:不过,也有可能如果说政局稳定的话,政治领导人愿意去投入,未必是为了全民谋利益,而是为了推动自己的利益。南非的种族隔离,强化对黑人的统治,受益者是精英集团,而不是大众。另外我们看看对权力制约的重要性,比如说营销市场的话,必须加强法制。如果说司法机制和政权都是在统治精英控制集团之下,那这个政府可能没有可信度。
12月19日 10:59:40
托斯滕·佩尔松:最后一个维度,只有说在多个层级的时候才使用,也就是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来划分权力。像中国就是一个多层次政治的国家,这个权力如何分配,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如果各级政府步调不一致的话,就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能力,欧盟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12月19日 10:59:50
托斯滕·佩尔松:共同市场,共同货币,有集中的决策,但是政治权力留在了各个成员国的之中,所以最近欧盟的危机,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欧盟没有行政能力。另外就是收支两条线的平衡,也就是说征税的权力和开支的权力在不同的层级,就是说你需要的钱,你对下级政府控制不了,这个时候就可能有问题。那我们再看看说,中国的情况,简单地谈一下。刚才这段讨论基础之上,看看中国具体的情况。
12月19日 11:00:23
托斯滕·佩尔松:大家都知道,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这35年以来,从低收入国家转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时间就是这么短,中国的国家能力也不断地增强。当然这个情况不太一样的,比如说产权保护,还有合同之行为能力的得到了执行。如果看世界的话,处于世界的中游。我们再看看医疗,教育,收入支持这些方面,各个省差别比较大,但是全国有一个普遍的提高。
12月19日 11:00:31
托斯滕·佩尔松:另外在财政能力方面,就是要筹集财政收入的方面的话,能力比较低的。中国的这个税率和很多的国家的税率差不多,但是税收征缴的能力跟发达国家相比,差得比较远。我们再看看说,我们刚才讲的治理的五个维度。
12月19日 11:00:40
托斯滕·佩尔松:中国有具体的国情,我们先看看问责的问题。有一些观察家说,没有选举就没有问责,那这个我觉得是大错特错了。中国确实没有什么选举,那领导当然不是对下负责了,也就不是像基层选民负责了。有对上的负责,因为中国是由上级任免下级,所以对上负责,也就是一级一级往上负责。
12月19日 11:04:18
托斯滕·佩尔松:这种问责体现在你的这个职位晋升方面。我们政治学家也讲到有一些个人关系在干部任用过程中起到了作用。但是经济学家又指出来,经济的增长,GDP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最近的一个研究表明说,这两者之间呢,是相互促进的,也就是说先把GDP推上去,但是关系得过硬才能实现。这个是对于政绩和保增长的能力负责的,这样的话,要一级一级追下去,从中央到省到地市等等。
12月19日 11:04:27
托斯滕·佩尔松:也就是你只有把经济搞好了,仕途才能走好。另外就是说各个层级的政府同级领导要去竞争,所以并不是说要追求一个绝对的收益,最起码要同级才行,但这个可能出现损人利己的情况。
12月19日 11:04:35
托斯滕·佩尔松:我们再看看代表性,谁能参与政治决策。当然说中国的所有这些党派的话,中国所有的政治权力都归于共产党,当然说共产党的话,希望实现一致。我们知道共产党有7800万多党员,占到全国人口的6%,实现这么大规模的一致,也是比较难。
12月19日 11:04:48
托斯滕·佩尔松:稳定度方面,中国的政治相当稳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考虑问题的时间维度比较长,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具体的领导人,他们时间的维度很不一样。最近有一些改革规范干部的任用,中央级的话是一任十年,这样的话到了他退休的时间。而在地方的话,这个实际上维度比较短,任期一般三到五年。那这个任期的话,还是比较短的时间维度,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上负责,对GDP负责,领导特别强调动力,来推动短期的经济发展,这可能导致投资无度。
12月19日 11:05:09
托斯滕·佩尔松:我们再看权力的制约,这里面对权力的制约不多,而且对各级政府来说,这一条好像都适用。也就是说由党来领导,各级都确保党的领导,不管中央,省级,地市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对领导的制约比较弱。那使得说要想保增长的话,比较容易,但是权力滥用的风险比较大。另外还有一个权力制约不利的结果,就是司法独立受到了威胁。
12月19日 11:05:22
托斯滕·佩尔松:党的这种干预的话,各个层级的政府都存在,导致了所谓中国朋友都了解的这样一个,所谓评级控制,也就是条块分割的问题,也就是条条的抵不过块块,也就是中央管不了地方的事情。另外就是在各级政府之间的任务分配,也有两个方面。那么这里有一个政治权力和财力的问题。
12月19日 11:08:49
托斯滕·佩尔松:先说政治权力是集中化,但是从切身的改革以来,多数的经济决策是分散进行的。那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最近的调研中有所体现。这个是说地方领导人不仅有强烈的动力,同时也有强大的能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来追求仕途的晋升。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保增长的这个能力和滥用权力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比那些晋升无望的人能力要大,这使得条块的情况愈演愈烈。
12月19日 11:08:58
托斯滕·佩尔松: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权力分配当中,有一个财力的矛盾。也就是说中央财政占到了70%的财力,但是它的事权有只有30%。这样的一个缺口,也就是说,你收70%的税只支出30%,这种失衡通过转移支付来去弥合。另外,有地方的隐性负债和国企的负债来解决。另外还有一种通过卖地来搞土地的财政,来增强地方的财力。那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收益占到了地方财力的三分之二之多,这也可以说地方预算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些土地的销售,对于各级政府要加强它的财政能力上面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它会觉得为什么要加强税务的征收,还是去弥合这个土地销售,还有当地政府进一步投资的这种缺口。因为当地政府确实依赖于土地的出售,而且对经济的增长的动机作出贡献。
12月19日 11:09:09
托斯滕·佩尔松:最后一点就是,财政上面的不平衡性。这个集中在财政的投资能力上面,无论是弱,还是不充足,确实有一些反馈。在政府的层级上面,要通过收税把大量的支出平掉。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中国在增长上面所面临的两种挑战。
12月19日 11:12:11
托斯滕·佩尔松: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我们在不断地讨论挑战的问题,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教授,都会讨论这些问题。在过去的30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经济增长或者说资本聚集和结构转型,从农业到制造业上面的转型所驱动的增长。还有就是对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资,还有对于国有企业它的优惠的贷款利率等等。
12月19日 11:12:23
托斯滕·佩尔松:那我们现在的一些非集中化的政策和当地政府对于自己的官位保持的担忧,都造成了分散化的政策。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可能是已经不合时宜了。50%的投资率,可能会造成经济回报不断减少,或者说需要更多的消费去刺激经济,还有一些更高的收入,他们已经在竞争领域产生了。而且有一些更加贫穷的国家,比如说东南亚或者非洲地区,也会加入到竞争当中。还有就是有可能会像20世纪90年代日本那样,由于贷款利率信贷比较低,造成房地产价格的下降,这些都会有问题的。
12月19日 11:15:35
托斯滕·佩尔松:中国是不是能避免中等收入的陷阱,其实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结构性的调整,还有政府的改革。在这个结构转型或者结构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管理它,一位教授刚才也说到,这种情况会产生胜利者或者失败者,一些新兴的公司或者旧的公司,还有他们的员工。这些失败者需要更多的保护和政府更多的补贴,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试图阻碍市场的准入和创新,还有一些失业和在老年工人中产生社会性的问题。
12月19日 11:15:47
托斯滕·佩尔松:现有的一些治理结构也可能会去阻碍到这些变革,比如说像那些失败的经济的精英,他们可能会在街上去抗议,或者用政治的影响阻碍转型。在这个治理过程当中,也会加强或者加剧这些问题。比如说那些强有力的自下而上的GDP增长问责制,可能让这些地方的官员非常挠头。这样的话,也会让我们了解到一个能够有改革的提升的体系也许是会有所帮助的。
12月19日 11:15:58
托斯滕·佩尔松:有教授也说,我们要支持创新的能力,我们要保护知识产权,同时我们要不断地增加融资市场的能力,比如说股本的投资,我们建立起有创新的金融企业,那么这些企业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的改革,只有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更好的法官和更好的法庭,才可能保证我们得到双重的保护,也让一个企业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让企业对政府,对投资产生信任。
12月19日 11:16:33
托斯滕·佩尔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个法庭是独立的,才能够使人们觉得这个受到了保护,而不是受到地方政府的一些阻碍。所以这些都是在法律创新上对能力的支持,如果有任何限制的话,应该受到独立部门的一些监管。在这些领域,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呢,这些改革也会进一步的制约当地的领导者。那我们怎么样加强地方这些能力呢?
12月19日 11:16:43
托斯滕·佩尔松:中国现在的一些广泛的政策呢,都是非集中化的,我们要想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能力的话,我们要必须加强地方的一些建设,我们要更好地去平衡这个税收的权力,还有这个支出上面义务的平衡,同时要加强良性循环。同时在我们的法律能力的领域,加强投资,去进一步地改善在财政,还有集合能力上面的投资。
12月19日 11:16:53
托斯滕·佩尔松: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在应对性上面或者回应性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中国的领导人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强调两种情况,一种是稳定,一种是经济的增长,要避免国内暴力的出现,最终这需要我们保证社会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社会的问题,就要有一个很好的回应,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之上,我们要应对社会上的问题。同时还有新问题涌现,比如不公平问题,污染的问题,对快速的增长产生制约作用。还有老龄化问题,要加强这个问题,要通过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有的已经在我们的三中全会报告中有所体现。
12月19日 11:18:59
托斯滕·佩尔松:在社会不公平的问题上,城乡之间的差距达到了3:1,在医疗,教育资源上,收入水平上,有不平等的情况。在拉丁美洲的有一个垂直的不公平,远远超过了欧美国家。我们要解决这些不公平的问题,要有分类的方法,要不断地资助医疗教育体系,要有基础上面的税收。同时呢,如果不进行再分配的话,或者说缺少财政能力的话,那就会造成的更多的情况,比如像征地问题。要想处理不公平的问题,因为中国的面积是非常大的,而是非集中化的,仅靠中央政府去解决是不够的。
12月19日 11:19:13
托斯滕·佩尔松:同时,也要让政府控制社会上的支出和税收。中国还有非常严重的污染的问题,像碳排放,还有化学污染的问题,都造成了很多的污染问题,这也威胁到的人们的健康和我们所拥有的美好的环境。那像以前的那种,投资引导性的旧式的增长模式,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
12月19日 11:22:52
托斯滕·佩尔松:同时对于当地官员的一些政绩上面的担忧也进一步放大了这个问题。因为它这个污染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增长的比例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官员希望尽一切的办法保增长,这样的话,可能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就会造成很多的污染,而理论上说很容易解决污染的问题。如果说征收环境税,政府对于能源的使用和生产都有很好的管制的话,是很容易的。
12月19日 11:23:03
托斯滕·佩尔松:实际上这个问题会影响到很多既得利益者。那些受到了污染影响的这些人,确实要对它的压力进行一个平衡。如果是出台一种法规,肯定是要更简单一些。比如说,就是可以通过独立的法庭去给它进行一个规定,并且去执行。还有呢,就是要改变这些保增长为主要目的的地方政府官员的一个动机,这样的话,就能够缓解这个问题。还有呢就要有广泛的治理上面的改革,并不仅仅是要改善问责制。
12月19日 11:23:12
托斯滕·佩尔松:在这个增长上面,确实要考虑到环境的问题,也要考虑到地方的这个大众的问题。比如说村一级的选举或者这个草根级的民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对于当地的环境的治理,清晰度,意识度要远远超过地方官员。
12月19日 11:23:20
托斯滕·佩尔松: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非常快,越来越需要收入支持和医疗。可能说中国的未富先老比较严重,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并不容易去用传统的家庭养老来解决,因为现在搞计划生育,抚养的负担比较重,一人养三代,负担比较大。而且人口流动使得一个家庭分在不同的地方,这样的话,养老还是一个基层政府的事情,这可能既带来系统性又有直立型的问题。
12月19日 11:25:48
托斯滕·佩尔松:总的来说,我们对养老进行投入来解决这个问题,传统的养老方式可能要把一定的养老的责任要转到比如说中央,还有省这个层级,不止是依靠地方政府来解决。另外,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可能并没有特别重视养老的问题,更多的希望用财力来推进增长。这样的话,本来说地方政府如果说有选举的话,可能会更重视养老。
12月19日 11:26:31
托斯滕·佩尔松:那总的结论就在于,要想去应对这些挑战,维护社会稳定的话,中国的治理机关就需要去改革。在中国的晋升体制由于对上负责,我们必须把地方政府的焦点从经济增长转到其他的社会问题之上,需要有更多的司法的独立和能够在司法和行政之间权力划分来解决像污染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
12月19日 11:27:15
托斯滕·佩尔松:另外也需要加强地方的选举,让人民群众直接地表达,对经济增长和其他方面的关切。发展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收入的增长,要和国家能力的加强是同步地来发展。另一方面,就是治理制度,对于加强国家能力来说是关键,同时对于说维持经济的增长,解决经济社会问题也是非常的重要。
12月19日 11:27:47
托斯滕·佩尔松:中国现在正处于改革的重要的关口,就像有教授讲到的,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重要的关口来实现自己的治理改革。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可能推行的比较顺利,但是对于未来的问题,目前是否准备还不一定。我们知道早期改革的中国的领导人,胆子很大,现在也是需要高瞻远瞩,把未来的路走好,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的挑战。谢谢
12月19日 11:28:14
王烁:您讲的非常的精辟,我们的第一位点评嘉宾是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
12月19日 11:28:29
达龙·阿西莫格鲁:感谢来到这里,感谢主办方对我们的邀请。有人讲到说,我们这五个人有一致,这是很罕见的事情,如果大家熟悉经济学界的话,以前不一致是默认的情况,一致是例外。但是我们想说一致还是比较多的,这也不是偶然现象。因为很多人在一起工作过,研究过类似的问题。像菲利普·阿奇翁讲了前沿创新的事情,这是菲利普·阿奇翁和我原来一起研究过的问题,很多的这些观点,十年前我们曾经一起来研讨过。
12月19日 11:29:27
达龙·阿西莫格鲁:托斯滕·佩尔松也跟我一起研究过这些问题,相互讨论。那比如说关于这个既得利益,还有切合关系,这些观点早就沟通过,甚至一起做过研究。那不过我想这样的一致的话,还是一个让人能够深思的事情。我们想在这样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再推进强调一些要点。特别是我是基本同意托斯滕·佩尔松的观点,但我还是想强调几点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话,把我下午要讲的这个发言可以先透露一些。我想我们这两个演讲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12月19日 11:30:05
达龙·阿西莫格鲁:大家有一个普遍的看法,特别是在政策分析方面的话,有一种叫做技术流的观点。也就是它们会把经济政策的决策,看作是一种技术问题,就像我们通过架桥的工程问题是一样的。这里面也弹性等等工程系数,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给问题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我们就把这个检查清单一个一个打勾,看这个决策是正确,但我不是这样的视角进行研究,我觉得托斯滕·佩尔松也不是这样的观点。
12月19日 11:31:17
达龙·阿西莫格鲁:国家治理能力,对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概念。这种技术流的概念突出的比较大。什么是国家治理能力,涉及国家的权力和作用,这样的话,来鼓励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就是国家有合理的司法威权来收税,同时要精英来统治,进行监管,支持研发等等。但是呢,一个重要的方面我跟同事一起做的研究,如果说国家能力是一个脱离于经济社会政治现实之外的一件事情,那就错了。如果我们想去高效征税的话,这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个同时还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一个重要的国家征税能力的这种极限因素并不是说把税收设计好,而是征税的合法性,是不是有民意的支持。
12月19日 11:31:51
达龙·阿西莫格鲁:多数的国家要想能够去做好税制的话,或者说提高司法效率的话,必由之路并不是从上而下进行顶层设计,而同时呢,要在基层加强合法性和活跃性。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就需要去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考虑体制机制它的政治学。
12月19日 11:32:28
达龙·阿西莫格鲁:那么到底为什么体制机制是这么来发展,到底我们去照顾谁的利益,我们要取得哪些群体,哪些阶层,哪些团体的利益,有谁可以放置一边,争取他人的支持?当然我想再简单地说一下,到底国家的未来何在?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议题。我们说一个聪明的国家,是现在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它是有它的原因。我们希望我们有能力改变监控国家的结构,同时我们也想看国家的发展变化。
12月19日 11:33:03
达龙·阿西莫格鲁:我写了一个文章叫做公仆国家,我想强调的就在于我们想要的一个国家,并不是一个智能的国家,我一想到智能安全,就想到国家安全局窃听我们,或者国家在网上搞选择性的发布等等。我们也知道,国家安全局对我什么都知道,我晚上惊醒的时候就一身冷汗,我们需要用IT解决大数据的问题,我们想要实现一个国家是服务型的国家,公仆式的国家,这是解决了我自己和我牙医之间的关系,我想我的牙医是称职的。
12月19日 11:33:36
达龙·阿西莫格鲁:重要的就在于说,这是我给我的牙医授了权力,我之所以授权,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我也愿意在我牙上打洞,我之所以授权,我觉得我的牙医不但有这个能力,而且他也要为我来负责。如果我不喜欢他的这个治疗的话,我可以开掉他,换一个牙医。
12月19日 11:33:56
达龙·阿西莫格鲁:而服务型政府或者仆人性政府,对于欧洲人、美国人、中国人来说都是需要的,中国高增长的环境需要服务型政府。不管是政治家,官僚,执法人员一样,都像牙医一样,他们不是超人,只是我们的代表。那么他们也以可以去支持创新,支持增长,但他们的权力是有限的,他们权力的边界是我们愿意授多少大的权力,他们负多大的的责任。
12月19日 11:35:40
达龙·阿西莫格鲁:我们的国家构建也要以此为限,并不是说从技术上,不知道国家应该怎么样决策。关键在于说,草根阶层不想让国家做大,他们不相信国家,他们觉得国家行为无度,为所欲为,而是为政治家谋福利,不是为人民谋福利。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构建仆人性的政府和国家,这需要中国往前迈很大一步,也就是搞增长和创新需要这一步。
12月19日 11:35:56
王烁:谢谢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我们下一位教授吴敬琏,有请。
12月19日 11:36:10
吴敬琏:我想讲三点意见。第一点意见,我读了两位教授这篇论文,我去年也读过另外两位教授给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所提的建议,他们两位写了一篇背景文章。文章的题目叫,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如何通过制度改革加强国家的能力。今天这两篇文章,我们听了教授对它的基本意见的阐述。这两篇文章和教授的阐述,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12月19日 11:37:25
吴敬琏:特别是他对于正所谓发展集群的三个因素的分析,这三个因素两两之间的互动关系,他把它叫做双向的正反馈,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而且,对于政府在这个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所能够起的作用,三个方面,怎么来去作用,也做了非常深入,非常细致的分析。这对于改进我们的体制,改进政府的工作,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12月19日 11:37:44
吴敬琏:但是第二点呢,我想提出一个质疑。第二点,我感觉这个分析,这对三个因素,它们自身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促进发展,做的分析是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制度框架之下。就是更关键的一条是不是就是在当政府是一个服务型政府的情况下,还是一个帮助之手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三者的互动确实可以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制度的框架之下,那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可能就不能用这个框架去分析了。
12月19日 11:42:24
吴敬琏:譬如说,政府能力的加强,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昨天晚宴的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的讲演,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就是怎么定义国家能力,你要加强什么样的能力,上一次重要的三中全会,就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有一个进一步改革的路线图。
12月19日 11:44:17
吴敬琏:那一次的全套改革,确实把财税改革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而且1994年开始的中国的财税改革,使得预算收入在国民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从原来的大致在11%提高到现在的30%,30%还没有计算预算外的收入,那么这个财政能力是有很大的提高,应该说政府的能力得到很大的加强。
12月19日 11:44:37
吴敬琏:当时就发生一个争论,单纯的税收的增加,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能力的加强。昨天晚上周其仁教授做了很好的说明,他就是批评了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财政的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加强。周教授提出的问题是,国家能力主要表现在它用了多少资源呢,还是它为这个国家,为人民做了多少事情。
12月19日 11:44:55
吴敬琏: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框架,这三个因素集群这个框架,它的应用有局限性。当这个国家,它的整个的体制,还是一个,我再次用达龙等两位教授提出的框架来说,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汲取性的一种制度呢,还是一种包容性的制度。如果说大体上是一个包容性的制度,这个分析框架非常有用,能够解决我们很多牵扯到技术性的问题,来造成这三个因素之间的良性的互动。那么就能够促进这个社会更好的,持续的发展。
12月19日 11:45:30
吴敬琏:第三个意见,我讲一下中国面临的情况。我想讲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的体制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我大体上能够同意两位教授,就是《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里面对于中国的描绘。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原来在一个吸取性的制度框架下,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就是说包容性的制度在某些方面建立起来。特别是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在一些方面建立起来了。
12月19日 11:45:57
吴敬琏:但是我们这个改革并没有完成,旧的体制,在很大方面仍然保留着很沉重的遗产。因此呢,譬如说国家能力的加强,有时候是会有帮助的。如果是像两位教授论文和刚才的这个宣讲中间所讲的,通过三个能力去加强市场,去支持市场,那么这个对于经济的发展,对于国民收入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它用这个国家能力去压制市场。
12月19日 11:46:21
吴敬琏:我读《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讲到我的家乡铁本的故事,后来被政府强制关闭了,他的老板戴先生进了监狱。所以像这样的情况,政府能力的加强,对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起了加强的作用。因为它不是像我们两位教授说的,它用三种办法基本上去支持市场,去强化市场,而是相反。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12月19日 11:46:37
吴敬琏:中国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就是因为旧的体制,遗产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有的时候还强化了。比如说在过去几年发生的,这个国有经济加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甚至有些部门出现了所谓国进民退的状况,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12月19日 11:54:01
吴敬琏:我大体上也是同意我们前一个菲利普·阿奇翁讲的这个中国正在从一个追赶性这个经济变成一个创新驱动的这么一个经济。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是有争论的,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用学习型,追赶的方式去实现高速的增长,仍然有很大的余地,还有很长的一个阶段,可以用这种方法。
12月19日 11:54:43
吴敬琏:但是无论如何,在有一些领域,中国的用学习引进这样的办法,就是说用追赶的办法去保持自己的增长,这个余地已经不多了。需要创新,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的作用,就需要重新的考量,重新的定义。我们知道在这个追赶的阶段,就是在追赶支持的一种增长时期,以日本为首的东亚的所谓发展主义国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2月19日 11:55:10
吴敬琏:但是我们面临着另外一个发展阶段,就是要用创新来支持增长的时候,这个发展主义国家,它往往起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好了,甚至起了负面的作用。就是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资源,政府对微观经济进行直接的干预。那么往往呢,对于增长,对于发展的作用都是负面的。
12月19日 11:55:33
吴敬琏:在他们两位教授去年写的那篇背景材料里面,提到了我们中国从2011年开始就是要发展七个新兴战略性产业,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结果呢,并不很好。而且在有些领域里面,比如说太阳能,就是光伏设备的制造,比如说LED,比如说电动机车的发展上,政府都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是这种资源因为是政府指定发展的产业,政府指定了技术路线。因为价格发生了扭曲,因为有大量的政府补贴,所以呢产能过剩变得非常的严重。这样的例子呢,在中国有很多的讨论。
12月19日 11:56:01
吴敬琏:这种对于技术的阻碍,往往并不是人们经常会说的,因为这种创造性会造成一些人,受损人的反对,因此阻碍了创新。也许更严重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政府把这个资源用到了错误的地方,错误的企业,造成了这个市场竞争被扭曲,而大量有创新能力和创业才能的企业被窒息了。
12月19日 11:56:18
吴敬琏:所以要运用刚才两位教授提出的这一个框架,我想作为前提的事情是要改变我们整个的体制。就是把这个初步出现了一些包容性的体制,把它进行到底。另外在政治体制,从一个汲取性的政治体制,把它转变为一个包容性的政治体制。我今年出了一本书,就是从我们实际的各种面临的问题矛盾挑战,来分析这个问题在哪里。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一定要全面的深化改革,要建立起一个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谢谢。
12月19日 11:56:40
王烁:谢谢吴教授,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位评论人许成钢教授,有请。
12月19日 11:56:53
许成钢:我首先特别感谢财新组织这个很特殊的峰会,让我和我的老朋友们在这个峰会上相遇,托斯滕·佩尔松和我同事,达龙·阿西莫格鲁也是同事,所以非常高兴在这个特殊的地方讨论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12月19日 12:01:25
许成钢:我就用汉语讲了,这个论文本身非常的有趣。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有趣的讨论是,关于这个国家能力和这个发展看全世界的趋势,可以看到国家能力和这个经济发展呢,它都是成群在一起出现的。但是我们学术界的常规是,这个讨论应该带爱批评性的。我下面更多不是真的批评性的,而是互补性的。
12月19日 12:02:04
许成钢:下面我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国家能力,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到底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还是动态的概念,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中国的改革的时候,这个动态概念和静态概念极其的重要。我下面引的是他们论文强调的,他们认识到国家能力要支持市场,里面能力重要的部分,法律的能力,其中包括独立的司法体系,包括有能力的法官等等。那么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当他们讲这个国家能力的时候,已经非常强调了司法体系,非常强调了市场,而不是指的别的东西。
12月19日 12:02:27
许成钢:第二呢,讲的是解决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第二个是关于财政上面的能力。但是仍然是关于什么是国家能力,是人们需要辩论和讨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国的背景下,这是一个要辩论的东西,是因为在中国,这十多年里,有一些学者,在政治学里,一直在推动国家能力的问题。当这种讨论国家能力的时候呢,他们基本最后讨论到的结论,都是要集中权力,就是要讨论这个国家的集中了权力以后,有多大的本事,做什么事情。
12月19日 12:09:31
许成钢: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很小心的时候,当我们讨论国家能力的时候,我们看一看世界上的例子。比如说苏联,苏联的国家能力到底是高还是不高,苏联实际上在这个苏联解体的前夕,包括这个东欧国家的解体的前夕,就是他们整个体系的解体的前夕。如果我们去问一下,当时研究苏联和东欧体系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有多少人如果能讨论国家能力问题,有多少认为他们的国家能力是低的,基本上得到的结论他们的国家能力是高的,但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解体,所以它的能力到底是低的。
12月19日 12:09:40
许成钢:下面一个是中华帝国,中华帝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持续两千多年的帝国,无论是时间上还是规模上,都是唯一的,背后是有原因。为什么这个帝国能够这么长时间持续这么大?如果我们用国家能力的概念去看,它的国家能力是不是强,那么用以上的指标看,其中相当多的指标都能够告诉你,中华帝国有很强的国家能力。但是这个国家能力,对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是什么?
12月19日 12:09:50
许成钢: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看一看晚清的时候,我们看看一看中华帝国的能力是什么样的。我们讲晚清的时候会讲到政府的腐败。实际上晚清是持续了中华帝国的两千年的历史,我们看一下清朝历史的话,它的能力是相当好的。正是它在这种能力之下,阻止了晚晴的进一步变化。所以这个国家能力的概念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极其重要。
12月19日 12:09:59
许成钢:由于它很保护自己的体制导致很多好的东西进不来,当时清朝后期的时候,洋务运动很发展。洋务运动发展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就是体制不可变,所以我们从西方来学的东西都是技巧和技术。
12月19日 12:10:34
许成钢:概要称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在国内大家用一个词叫宪政。宪政,当下面我再提这个词的时候,我想定义什么意思?宪政的意思,最核心的含义就是对权力的限制,一定在制度上,不是在道德上。制度上对权力的限制,核心的核心就是分权,要把权力分成很多个部分。当他们讲到治理机制的时候,我们也回来看一下,中国的这个100多年的历史,就是从1898年这个戊戌变法起,中国人民试图推动宪政,一直碰到这样的困难,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我们回来看国家能力的话,就是这个国家能力是高还是低。
12月19日 12:10:50
许成钢:那么下边来看一下中国的情况。这个我也讲,这里都是摘要的,从他的论文里摘出来。那么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这个国家能力和这个治理的话,那么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国家能力从司法能力上讲,司法能力的核心是关于产权和合同的执行,就是产权的保护和合同的执行。这个地方很简要地提了一下,中国有一些进步,但结果很混合的。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实际上中国的司法能力上面最基本的问题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司法不独立。就是当司法不独立的时候,所谓的司法能力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产权的保护没有办法解决。
12月19日 12:18:06
许成钢:第三点是关于财政能力,财政能力达龙·阿西莫格鲁也已经提到了,吴老师也提到了,我有点重复。财政能力的核心的问题,实际上是合法性的问题,是谁来决定什么,就是谁决定收什么税,哪些税应该收谁来决定的,法律的权利是什么,哪里来的法律的权力,这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个直接和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在一起的。当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国家能力解决不了。
12月19日 12:18:17
许成钢:最后一个问题,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轻的问题,应该是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的领导他们对谁负责的问题。这个归根结底是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构的问题。那么我在这里呢,概要地想讨论一下,中国的国家能力的一个表现。中国的国家能力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讲过去三十几年中国的发展,如果有人说是奇迹的话,我的看法单纯地从经济上讲,这不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看一下,日本,看一下中国台湾省,他们都比中国走的远,他们持续的发展,使他们进入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12月19日 12:18:27
许成钢:中国现在能不能进入发达国家,是一个问号,中国现在离发达国家现在还很远。简单地从经济上来讲,这不是叫做奇迹。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奇迹,拿中国与苏联,东欧比,这里产生了一个奇迹,居然在这样的威权体系之下,中国能在过去的三十几年里,相当有效地解决这个里面的激励体制问题,就是这种治理结构,决定了在这个体制下,激励体制问题,是基本上解决不了的。
12月19日 12:18:37
许成钢:这本身就是苏联和东欧在解体之前,几十年的改革一直不能进步的基本原因。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像是激励机制的问题解决了呢?刚才托斯滕·佩尔松已经提到了地区之间的竞争。那么地区之间的竞争里边的核心问题是因为这个治理结构,就是中国的这个治理结构是有这个治理结构的状态,决定了它能够帮助地区之间竞争。
12月19日 12:18:52
许成钢:那么如果我们讲国家能力的话,国家能力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当中央政府有了一个大的想法之后,大的想法能不能执行。显然在中国改革的早期,它的最要推动的问题是经济增长,而这个东西能执行,执行的因,是因为它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而它解决激励机制问题是地区竞争,实际上地区竞争在中国不是新东西,绝对不是改革以来才有的。
12月19日 12:19:09
许成钢:我们看一看大跃进,甚至文化大革命,就能看到里面的基本的机制就是地区竞争。这里面核心问题是竞争的是什么,在早些时间里,中国的地区竞争目标是GDP的增长速度。那么这个机器本身是非常有力量的,如果把这个叫做国家能力的话,这个就实现了。我下面想说的这个地区竞争是有特定的治理结构决定的,我的主要的想要说的话,是说这个治理结构实际上不是新的,如果我们看看看中国帝国时期的治理结构,中国现在的治理结构和帝国时期的治理结构是一脉相承的。这个一脉相承的治理结构,我们知道它的制度的背景是什么。
12月19日 12:19:24
许成钢:我把中国的帝国时期的制度的结构,把它概要成为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在这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里,它的顶层就是帝国的郡县制,郡县制的核心就是整个帝国是由官僚组成的,就是来官僚来统治的,这个官僚是上级任命下级,上级考核下级,司法是不独立的,司法是官僚机构的一个部分。和他直接配在一起的,是帝制的土地制,实际上就是土地的国有制,另外就是科举制,科举制决定了如何选择官僚。
12月19日 12:23:43
许成钢:我这里核心想要讲的问题是晚晴时候,宪政改革失败,是在这个体制之下。宪政变化意味着什么,宪政变化就是意味着这个郡县制要改变,这个土地国有制要改变和这个科举制要改变。为什么?因为宪政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谁来领导什么,就是如果地方的这个领导,是选举产生,那么这些就不再是郡县制的概念了,因为他们不在是任命产生的。
12月19日 12:23:55
许成钢:那么我们今天中国经济改革里,中国经济发展里碰到的巨大量的问题的一个核心就是,大家都知道已经很多年了,要放弃GDP增长速度作为目标。刚才托斯滕·佩尔松的演讲里面讲到了许多方面的目标,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在考核里面,最关键的问题由上级考核下级,多重目标实际上做不了的。这件事做不成,一定要坚持上级考核下级的办法,问题就回到了苏联当时碰到的最基本的困难去了。
12月19日 12:24:04
许成钢:所以最后结论的话就是,中国的改革,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中国长远的增长,核心的改革的内容,应该是改革中国的这个治理结构,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宪政改革。谢谢。
12月19日 12:24:16

王烁:谢谢许成钢教授,我想所有人都想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力。但是政府想的和老百姓的想的不太一样。今天我们得到的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这三者是常常相互的,或者有恶性的循环,或者有良性的循环。对于老百姓来说,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在当前。

12月19日 12:24:28
王烁:我想我们今天的讨论,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讨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到这里就必须要结束了,谢谢各位发言嘉宾,也谢谢各位主讲人,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12月19日 12:24:39

“国家治理能力改进”,现在结束。

12月19日 12:2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