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讨论“2012最重要的问题”开始，本节讨论由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主持，参与讨论的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巴西驻华大使胡格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荣大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刘鹤（书面发言）。
11月11日 11:08:54

判断什么问题最重要，是应对最重要问题的前提。2012年，哪些问题将最有力地刻画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金融、社会图景？让我们开始对话，在对话中发现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11月11日 11:09:36
吴敬琏：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有很多讨论，比较多的讨论是集中分析三架马车，拉动经济增长总需求的三个组成部分：投资、消费、出口。这些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三架马车的分析非常明显是源于凯恩斯主义短期的宏观经济分析，我认为这还不是最关键的。短期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怎么应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处理短期问题，而是从解决深层矛盾，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来解决短期问题。短期问题需要处理，宏观经济当局是有能力，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来保持经济的稳定。但是要根本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增加需求增加消费需求，像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解决长期问题的话是解决不了的。
11月11日 11:14:22
吴敬琏：中国长期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怎么样从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到靠技术进步和消费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模式转变是关键。从“九五”计划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十一五”又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主线，十七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都是作为最重要的。可是进行的不是很理想，所以在去年要开始“十二五”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举办了高级干部学习班，为“十二五”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来做到精神的动员和认识的一致。根据过去执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发展转到集约发展，转变的不是很顺利、实现的不是很好，总结出的经验是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推进改革，推进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性障碍，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所以总体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切实的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以及支持市场经济的其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口号。谢谢！
11月11日 11:15:30

周文重：谢谢主持人，我换个角度看看我们的外部环境，就中国的外部环境2012年来说，我们首先要关注欧债问题，现在欧债问题还在持续蔓延，还看不到解决的方案，或者说方案有了，但是方案离落实还有相当的距离。现在有几个关注点，欧元区的经济前景不确定，存在着下行风险。所以欧洲央行马里奥上台以后，他11月3日对主要的再融资操作利率降了25个基点，他看到了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欧洲央行应该效仿美国、英国搞全面的量化宽松。但是欧洲央行进退两难，因为欧洲欧盟区的主权国家并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以这个问题上欧洲央行何去何从这是关系很大的。

11月11日 11:20:14
周文重：另外一个关注就是意大利的债务问题。意大利的经济规模是希腊的七倍，所以它的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希腊。大家知道10月27日以后意大利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经涨到6.4%，这实际上已经很可怕了。前两天贝卢斯科尼去留未决，所以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破7了，那就意味着意大利的国债不可持续，这几天形势有一点缓和。希腊总理的人选已经找到了，加上意大利内部就贝卢斯科尼辞职已经达成共识，所以收益率有所下降。但是不管怎么讲，意大利的债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的国债规模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20%，尽管欧洲有稳定基金，但是规模只有一万亿，如果说欧洲的意大利还有其他的希腊、西班牙等这些债务国家都出问题的话，欧洲的基金能不能应付得来是很大的问题。欧债到底怎么办？不光是一个经济危机，反映的是政治危机。和欧元欧盟的设计先天的不足是联系在一起，如果欧债问题不能解决对于世界经济的拖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11月11日 11:21:46
谢国忠：这个话题是说明年我们会看到什么大的事情。刚刚周秘书长已经提了欧债的问题。我觉得2012年，至少以后六个月是2008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这个金融危机变成了经济危机现在变成了政治危机。周秘书长刚才也谈到了政治问题，起源是金融危机出现以后，各个国家的政府把这个看成是一个救市，经济要恢复就来刺激，是这样看问题的，并没有思考危机出现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一代领导人是牛市当中产生的，牛市的领导在危机当中应对起来很困难，所以刺激就变成了唯一手段。2009年、2010年经济的恢复是一个假象，并没有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经济走向繁荣的基础是没有的，金融市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不愿意陪着政府玩儿，政府这几年都是靠借钱达到它的目的，金融市场认为政府这样借钱是不可持续的，所以金融市场和政府的博弈就形成了政治危机。
11月11日 11:24:15
谢国忠：我自己认为欧洲现在已经在衰退，而且这个衰退不是市场上有人预测的负的0.5这个数字，欧洲很可能衰退几个百分点，类似于美国2008年的情况或者亚洲1998年的情况。因为现在银行体系没有办法操作，银行体系里有大量国债，国债贬值以后银行的资本金就不足，现在银行之间相互不能借钱，所以大家都到央行借钱，这样银行体系不太可能支持经济的发展，所以信贷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大幅度衰退，是解决不解决债务危机都不可避免的。解决了债务危机唯一能够走的路就是大量削减财政开支，削减财政开支就会引起需求下降。这个衰退是欧洲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欧洲的问题是生活水平要下降的问题，政治上来说这是很困难的。欧洲在全球化当中是失去了竞争力，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是靠政府举债支持的，在金融泡沫时代这样的经济运转模式能够维持几年，现在市场看破了这一点，欧洲必须接受生活水平下降的（现实）。
11月11日 11:26:18
谢国忠：德国十年前就看到了这一问题，德国自己大幅度的下降它的工资、社会福利，最近我们看到爱尔兰也做到了工资下降20%，这是其他国家都应该看齐的，这样才能使欧洲经济朝前走。短期来看欧洲经济衰退不可避免，长期来看如果不能接受生活水平下降，这个危机只会拖延。为什么政治那么重要，只有一个领导使得老百姓信任，才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以后几个月欧洲债务危机是到了没有办法拖延的（关键时刻）。刚才周文重大使提到了意大利国债的问题，一年是6%，十年是6.7%，这个利息是假的，现在是欧洲央行在支持这个市场，但是融资功能是没有的，意大利总的债务规模是1.9万亿欧元，如果没有融资规模的化这个国家是会爆掉的。以后几个月我们会看到意大利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们怎么样应付这件事情。
11月11日 11:27:04
谢国忠：现在大家认为美国的情况可能变的好一点了，其实美国的问题没有解决，美国利用2008年的危机用纳税人的钱救了金融体系，它的金融体系相对欧洲稳定，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政府负债非常高，政府没有能力维持财政开支，所以要砍，一砍社会矛盾就激化了，美国的社会矛盾比欧洲更严重。美国现在十分之一家庭的房子是给银行收的，失业率政府报的数字是9%，如果把找工作的算上近19%，现在的贫困率已经超过15%。在经济这么困难的情况，今年的医疗成本上升9%。社会矛盾是非常激化，明年又是美国大选，明年美国的负面消息会非常多，负面消息不一定是暂时的金融危机，负面消息主要是社会冲突引起的，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这个是刚刚开始，三千万的失业大军的抗议运动可能会有很大的支持，美国最终从危机中走出来，最终要形成新的政治的力量来改变国家的体制。
11月11日 11:31:07
谢国忠：美国的核心问题是分配不公的问题，资产阶级是股东，房地产的业主，现在房地产的业主，现在资产阶级变成负资产阶级，股市比十年前还低，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好处，形成了特权阶级，利用法律体系为自己赚钱，它在分配中主要受益的是律师、医生、银行家，它都不是自由竞争的体制里产生的，是靠体制保护取得的高收入，如果这个体制不改变，美国社会也不会安定，为什么说它在整个政治上要有很大的变化，美国才会有新一轮经济增长，所以明年美国也是非常波动的一年。
11月11日 11:31:55
谢国忠：第三件大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爆了。去年我认为房地产会拖到2012年才会倒，今年上半年我改变了我的看法，下半年就会倒，我看到国家货币政策不会松。上半年没有倒的原因是开发商利用了其他行业给他融资，比如说物流、建筑公司，任何和房地产开发商做生意的都变成了他的融资平台，因为这个使房地产产业能够拖到今天，在销售不好，信贷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维持到今天。但是今天我看到能够借给他钱的行业已经借完了，没有能力了，所以房地产要出现大幅度下降是必然的。
11月11日 11:33:11
谢国忠：刚刚吴老师谈到中国经济要重组，中国经济重组的开始就是房地产调整，房价是政府和家庭收入分配的核心指标，房价高政府有钱，老百姓没钱，这个经济不可能得到平衡。房地产泡沫爆了，对中国经济长远来说是大好事，它对需求产生的影响像减税一样，老百姓买不起房子产生恐惧感就不敢花钱，如果房价掉下来以后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是好事。所以渡过以后比较困难的六个月，中国以后经济还是有好的。中国经济这几年搞不好就是房地产引起的，中国的制造业是大而不强，这个问题怎么引起的，所有人都想把制造业做大，用这个做平台融资，融资以后就搞房地产，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中国钢铁销售价比出厂价还低，怎么可能大家都做赔本买卖了，钢铁公司把钢铁在银行倒钱，他和开发商做高利贷，而且我观察到有不少搞钢铁物流的厂商，他们给银行的抵押是重复抵押的，骗贷的。这个问题很严重，中国未来几个月房地产企业出现倒闭的时候，中国政府怎么考虑，是不是救呢？如果救的话对中国长期来说就是负面的。
11月11日 11:36:35
谢国忠：因为又一次证实中国赚钱的模式就是绑架政府、绑架银行，只要绑架政府、绑架银行就倒不了，这个经济模式不打破，这个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大家都搞金融融资，这个经济怎么朝前走。
11月11日 11:38:05
谢国忠：本来它的倒闭是金融引起的，并不是实业引起的，实业倒闭可以马上转手，财务上面的问题可以花一点时间解决，所以对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实体经济可以照样运转的。即使有的工厂倒闭了，中国的蓝领工人是短缺的，所以经济放慢一点没有什么政治后果，下岗工人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现在中国问题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中国经济模式的增长点，银行搞刺激，增长点是工地和工厂，不需要那么多的蓝领，不需要那么多的服务行业的细化，全是工地和工厂，如果重复搞一套又是通胀，然后大学生还是找不到工作，恶性循环。
11月11日 11:39:19
谢国忠：只要中国在以后六个月咬咬牙渡过这一关，世界经济再不好，中国人吃苦耐劳，今年的人均产值才5000美金，只有发达国家九分之一，全世界平均的一半都不到，我全世界都转过像中国人这么吃苦耐劳的人是没有的，中国的工地是24小时7天连续做的，我家门口就有一个工地我非常清楚的，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很多人说中国人难管，人多，这个说法完全不对。中国老百姓没有向政府要什么，世界上没有什么民族这么好管的。中国政府只要咬咬牙，任何人做救市的人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为了把房地产炒起来，是救自己，政府只要以后六个月咬咬牙，走过来，不管未来西方经济好不好，中国的未来是非常灿烂的。
11月11日 11:40:28
胡格内：下面我简单给大家强调一下2012年的五大问题：第一，就像刚才发言人提到的一样，我们必须要纠正现有的问题，以及现有的影响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性问题。20国集团的组成是多方面的，包括来自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因此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并且也能够创造长期的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和货币稳定性的框架。目前出现的一系列危机，所以我们必须采用最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只有内部的政治方向以及政治层面的决心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其他国家也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巴西正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巴西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巴西也愿意给出更多的援助，重要的一点我们是遵循经过良好协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创造一个经济复苏的基础，同时也避免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受到的负面影响。
11月11日 11:44:13
胡格内：第二，我们必须要充分的认识到现状和有可能带来的潜在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后果。之前的发言人也提到了，要解决现有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均衡的方式，要考虑到各个国家维持自己稳定化项目的能力，并且要能够创立增长的基础。在这个前提下失业的问题，以及制定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贫苦人民的需求，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
11月11日 11:45:09
胡格内：第三，国际政治局势，全球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在变革期间我们看到各种不确定性和紧张气氛。巴西一直以来都捍卫着和平对话和和平解决基础，巴西认为有些政治紧张冲突会进一步升级到开放的冲突，我们认为这些事态是任何情况都不应该出现的，特别是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更不应该出现。
11月11日 11:45:54
胡格内：第四，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我们不能够把有关地球未来的核心问题降级到次要的位置，在明年巴西将会举办一次重要的环境大会“里约+20”大会，我们期待着能够实现切实的结果，这样能够进一步的证实这些问题在全球当中的重要性，并且也强调了我们必须在政策背景下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从而推动发展的能力。
11月11日 11:46:15
胡格内：最后介绍一下长期发展。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能力解决长期的问题，从而能够重新设计全球的体制。将政策的资产投资于这些问题上进行解决似乎不太容易，但是要取得进展，我们必须要改革多边规则和多边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一个更加多级的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规避现在全球秩序所带来的各种危机。巴西做好充分准备实现这个目标。谢谢大家。
11月11日 11:46:44
荣大聂：我认为2012年将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今天早上已经有了不少观点，关键是是否能够在政治层面得到执行，这是全球三大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
11月11日 11:50:29
荣大聂：至少我们可以保持部分的乐观，因为欧洲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2012年欧洲会更关注内部问题，包括维持消费者的信心，是否做到这一点将影响到全球各地和中国。
11月11日 11:53:19
荣大聂：2012年从多个角度来讲对中国都是一个转折的年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2012年将会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超出对华的外商直接投资，目前这一点会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强大，同时意味着世界其他经济体的相对疲软，同时带来了中国必须应对的经济和政治的全新挑战，比如中国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是否做好了准备，他们是否有充分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使他们在海外监管体制下运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监管体系，因为那些国家的监管体系是很不一样的，包括加拿大的股市，再到芬兰的建筑场地，中国的企业正在体验着，而且是第一次体验发达国家的监管体系，这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这些都是国有企业，他们是第一次走出国门，超出了中国政府的管辖，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能够应对这所带来的影响。世界各地都想知道中国是不是能够管好这些挑战，就像美国和欧洲是不是能够应对它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一样。
11月11日 11:56:33
提问：我下面的提问包括我的观点是个人意见不代表公司意见。谢博士刚才发言中有一个观点，对于濒临倒闭的企业政府不应该出面搭救，我个人觉得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假如这些濒临倒闭的企业是由于政府过分的干预或者政策失误造成的，政府就应该出面搭救。第二个观点，假如这些濒临倒闭的企业，倒闭之后对国计民生会发生重大影响，政府也应该出来搭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市场经济环境下，AIG还有其他大银行或者是信贷公司濒临倒闭的时候它不惜拿纳税人的钱搭救这些公司，我想请教谢博士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区别对待，而不是简单的很爽快的说全部不搭救了。
11月11日 12:07:34
谢国忠：救是救谁？救老板还是救工厂。中国的一个老板的公司，这么多的公司，到处是相互担保，你到底救谁。我看到有些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政府说银行不要逼债，大家都不要还钱，这是对的吗，最重要保护的是出资人的利益。不用救老板，工厂可以转手给别人做的，复杂的工厂很少，能做的太多了，为什么要救老板呢。还有一个道德上的问题，政府的政策让我倒闭了，应该来救我。什么叫做政府的政策让你倒了，就是土地价格下降了，房地产调整了，但原来价格上来的时候是你自己愿意上钩的。国家不能围着某个人谈问题，如果这样以后的路越走越弯。要形成一个机制，谁倒了，赶快抽离。老板破产了，他今天就该出局了，政府不应该救。
11月11日 12:08:18

提问：我是亚洲电视的投资者，很荣幸参加今天的活动。谢博士的观点大家很熟悉，我听了以后感觉到回到公私合营的时候，工厂和老板谁重要，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悟出来了一个道理，老板是工厂的灵魂而不是其他，这个不想再耽误时间了。谈到房地产也是，现在中国城市化到底进行到什么阶段，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还没有房子，比如我还想再买一套大房子，中国的房地产是多余的吗，这些常识性的问题谢博士比我们了解的更多。请问周大使一个问题，最近也有一种“汉奸言论”，说中国如果不花七千多亿救欧洲的话自己要倒霉了，就好像一个人没钱了，我和你借钱，你不借给我你要完蛋，最近很多这样的言论，请问你的观点是什么？

吴敬琏：我提个建议，我希望不要来政治标签，如果有这样的政治标签，这里就无法讨论了。在规则上应该非常严格的禁止发表这种言论。

11月11日 12:11:12

周文重：谢谢吴老师，这也减轻了我的压力。这个事情分两面来讲，第一欧债危机主要应该欧盟自己想办法解决，国际社会就是欧洲之外的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看法应该都是一样的，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欧盟的问题首先欧盟自己要有明确的态度，自己要想办法，自己不救自己，怎么能够靠别人救呢。第二，我们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世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欧洲出了问题我们其他人也不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参与国际上帮助欧盟渡过难关的努力，这个我们也是会做的。

11月11日 12:12:32
11月11日 12:15:14

提问：我来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我是廖明，我想请吴老师扩展一下，能不能讲一下我们现在在哪些方面的改革能够促进我们的创新。

吴敬琏：这是很好的题目，可以说一言难尽。总的来说一句话，竞争才能带来繁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我们以前以为中国因为它的技术能力较差，很少有能够在世界前沿的发明，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问题在于这些发明的产业化非常困难，什么问题？体制上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营环境不好，融资环境还有税收环境，举一个例子，刚才我们讲到服务，所谓服务业的发展，包含两大块，一块是制造业内部的，也有农业内部的服务业。另外一块是独立的服务业。对于独立的服务业，现在人们发现它有很多困难，比如税收上有很多困难。所以上海最近增值税扩围用到服务业去，这是非常好的试验，要赶快总结，存利去弊，因为这是避免双重征税，农业税征了两次，转移价值也征了税。

11月11日 12:15:14
吴敬琏： 但是制造业里面的服务活动，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软件，软件的人力成本无法抵扣，所以对他加以保护。现在独立的软件业现在出台了，当然还没有完全落实，可是在制造业里面的软件业怎么办。还有软件固化就是芯片制造，这个怎么办？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融资上的问题等一大堆问题。另一方面有别的引诱，因为我们的货币超发，因为流动性的泛滥，因为杠杆化的严重，所以所谓虚拟行业比如证券业盈利性非常好，还有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只要低价给你地你就成亿的发了财，于是做尖端制造业的人受到了很大诱惑，我们认真查查，包括很有名的据说是IT企业它有多少盈利是房地产来的。那么要改善这个环境，如果不改善这个环境，我们产业升级很难，即使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创造也很难。那怎么办？就是要改革。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法制环境、社会政治体制才能解决。刘鹤先生刚才讲了要有顶层设计，要有整体的改革，我们可以寄望于明年就任的新一代领导，现在可以不可以做一些事呢？应该做一些事。比如刚才讲到的上海的增值税扩围，还有其他方面的事情。
11月11日 12:17:04
吴敬琏： 最近还有一件事，据说发改委对于两个电信运营商进行反垄断调查，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它一定是在法制的体系下进行，现在有一个很大问题是普通维法选择性执法。应该按照法律的原则，六亲不认，谁违法就查谁。垄断的问题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到处都存在，希望有关的执法单位要加紧他们的工作，把我们的竞争环境营造的更好。
11月11日 12:17:47
提问：在过去五年我们看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其实增长的非常快，而民间相对而言稍微弱一点，所谓的“国进民退”。这一点政府或者我们这些智囊有什么建议？

吴敬琏：刘鹤先生的讲演没有给大家都阅读，他是更加知道我们党政领导在这方面到底准备做些什么。我们是做改革，改革，政府还是起了领头作用。在“十二五”建议里提出一个概念是总体规划顶层设计，这是很好的概念，这就意味着我们准备在未来的五年中重启80年代、90年代那样的改革议程。因为改革的目标其实经过八十年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其实改革的目标是清楚的，后来发生了放慢甚至有部分有回潮。现在应该重整其时，我们今后这30年大体的东西已经形成了，有一些关键性的部位，也是最难的东西难于突破。我是对今后五年寄予很大希望，如果像刘鹤先生讲的那样在今后五年终我们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改革能够有更大的进展，那么我们已经期盼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就可能在今后五年中取得大的进步。
11月11日 12:20:51

李剑阁：据我的记忆，中国每十年就会出一个比较系统的改革性文件。第一个不是1983年，是1984年，当时中央出了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最突出的是进行了三项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财政就是中央和地方分税，税收体制改革是把产品税改为增值税，吴老师刚才讲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含义就是这样，第三就是汇率改革，在1993年中国外汇是双轨制的，市场价格曾经到了12块，但是官方牌下是4.8元，后来进行了汇改，今天我们取得好的形势，财政10万亿的规模，外汇存抵到了三万两千亿，和1993年的一场改革和这个文件很有关系。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是有非常重要的管理改革的决定，但是2003年改革的文件里所制定的改革计划，在近七八年推动的比较慢，原因是什么？大家各有各的分析。这七八年来中国虽然面临着美国的金融危机也面临很多问题，但是总得来讲中国日子太好过，外汇储备两三万亿，每年财政20%、30%在增长，GDP以9%在增长。我们回顾一下农村改革是怎么出来的，是饿肚子逼出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全面亏损，工资发不出了，外汇改革是93年中国外汇储备最低的时候只有180亿美元，外汇市场价格曾经12块以上，当时出现全国抢购外汇额度的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外汇额度。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2013年，根据我估计的规律，每十年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比较系统的改革文件，“十二五”的总体规划，它本身关于改革的规划还不够具体，估计2013年也许会有这样一个文件，我们期待这个文件的出现。

11月11日 12:22:30
吴敬琏：我很同意李剑阁的意见，但是我想做两点补充。一是从过去的历史来说，有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是很重要的，这是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次代表大会也是逼出来的，从1995年开始整个国有部门亏损，以前都是国有企业亏损增加，但是盈利还是超过亏损，所以整体来说还是有盈利的。到了1995年以后全部国有企业是亏损的。这个困难逼出来了，十五次代表大会江泽民总书记报告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怎么实现？首先一条是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有进有退，只保持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其他的领域原则上都可以退。这个结果就是在世纪之交，在放小上做得特别好。我们之所以能够很成功的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小企业的转制和发展。
11月11日 12:23:46
吴敬琏：二是由此可见，不一定是三中全会，为什么？因为三中全会的决定像2003年的三中全会决定很重要，决定的名字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内容很好，但是后来没有执行得很坚决。刚才李剑阁说了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经济情况太好，这不必要。还有一个原因，在深层上到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其实这个共识是不巩固的。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或者有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到底这个基础是市场经济还是要点在于政府的掌控、政府的驾驭，在后来其实是发生了问题。我这条补充的意思是现在顶层设计发生了一个，用我的话来说是顶层是什么？到底我们要一个法制的、规范的、有利于多数人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其实现在这是有问题的，我除了寄希望于2013年的三中全会有一个很详细的各个方面的方案之外，我也寄希望于明年的代表大会对这个顶顶层要重新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目标。
11月11日 12:24:21
主持人：感谢主持人和嘉宾精彩的发言，再次把掌声献给他们。今天上午的会议到此结束。
11月11日 12:2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