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主持：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

发言：
古斯塔夫•盖拉茨，布鲁塞尔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安茂德，毕马威国际主席
欧高敦，麦肯锡亚洲区董事长
钟山，商务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书面发言）

11月11日 16:08:19
王烁：这一节的主题是“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第一部分是当前全球治理结构能不能应对、怎样才能更好的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包括治理欧洲的债务危机。第二个问题是全球治理结构怎么样才能作出调整，中国怎么样才能作出调整，使得中国更好的融入一个更理想的全球治理结构。
11月11日 16:26:34
古斯塔夫·盖拉茨：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西方霸权主义的时代已经退却，慢慢让渡于多种复杂的系统，是多个层次组成的，文化也是多样性的，这正在挑战着全球治理机构的基础。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实现了领导作用，来塑造现在的国际秩序，它和西方自由市场和民主的世界观相呼应。
11月11日 16:29:11
古斯塔夫·盖拉茨：现在新兴国家正在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扩大到国际范围，越来越有话语权。他们的声音当中指出了现行的国际治理体制在提供经济和货币稳定方面的公共产品方面的缺陷。他们现在在贸易、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发达国家的立场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现在权利格局更有利于现有的列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都是国际市场中很重要的力量。现在在于这两种集团在它们的经济和意识形态上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在解决国际问题上都是不可或缺的。
11月11日 16:30:52
古斯塔夫·盖拉茨：世界多级格局的发展是和我们过去了解的东西很不一样，它包括了高度多样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融合，他们虽然有很大不同，但是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对于各自的政策以及国内的发展都是有敏感度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利益主体，不管是新国家还是老国家，要在回答国内需求和进行国际协调之间保持平衡。相互的依存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特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现在使得经济的相互依赖走上了一个新的平台，生产和服务的外包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外包的趋势，包括新兴国家自己的经济交换的发展都使得国际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
11月11日 16:33:48
古斯塔夫·盖拉茨：中国等新兴国家巨额的外汇储备，现在可以说是与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相辅相成，特别是在美国，这也是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使得西方的衰落尤为突出。同时这个危机也使我们看清楚主要的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中国、欧洲的贸易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如何相互关联，所有这些都使得宏观经济措施在全球性的集体协调是非常重要、非常急迫，这样才能使全球复苏持续进行。
11月11日 16:36:47
古斯塔夫·盖拉茨：但是这样一种治理，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对于有些人特别是欧洲人，他们觉得战后的自由体制可以适应这种力量的重新分配。同时多边主义可以在这个进程中得以加强，即使这里有一些对于治理当中影响力的平衡有一些疑惑或者不安，同时在多边主义当中西方价值观的主导性也是在新兴国家当中接受起来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讲全球的规则体系的共同利益是对所有人都是显而易见，对于其他大多数人来讲主权是至高无上的，与欧盟不同，欧盟是迄今为止在自愿共享主权上走的最远的试验，其他的全球主要国家都不太愿意委托国际机构给他们给予监管的权利，更不要说要集合各国的主权了。如果可以以史为鉴的话，大国一般会在国际集体行动能够促进其近期国家利益的时候才愿意这样做，而不是说让这种国际行动影响他们战略性的定位。他们觉得有时候国际体制也许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在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像能源政策、技术创新或者产业政策等等这些有强大竞争的地方他们就不愿意这么做了。
11月11日 16:41:41
古斯塔夫·盖拉茨：在多极化不断发展的时候，常识告诉我们，由于这种国际的治理体制现在越来越多，因此全球的治理正在面临集体行动的问题。主要的主体他们认为集体利益所需要的政策也许会损害国内利益，现在国际化在考虑如何使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能够以一种可行的多边体制实现各自的利益和特点。要想实现这件事的前提是要各个国家实现互信和相互磋商，许诺要进行集体行动，同时能够让国际机构有更强的授权。
11月11日 16:43:33
古斯塔夫·盖拉茨：充分的多边主义告诉我们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要致力于克服他们的歧见，同时愿意使他们的政策取得相互支持来形成共识，要想实现这种责任和公平的负担就是我们以后几年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现在中国和印度主要的新兴国家在人均指标上还是比较贫穷的，他们对于公平性和责任有不同理解，这种现实情况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现在在谈判当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气候变化的谈判当中，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凸显，最终我们要有启蒙的多边主义，要有一种方法适应全球治理，适应新的实力的分配以及世界舞台上各个国家的特性。
11月11日 16:44:18
钱颖一：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我赞同不少人的观点，当我们探讨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的时候，我们首先把中国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什么事情？讨论非常多的是关于中国的经济调整或者发展模式的转变。有趣的是不仅中国人谈的很多，现在外国人也谈的很多。他们谈这件事的时候，似乎以为中国的结构调整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帮助。我在这里不谈这个问题，尽管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谈另一个事情，不仅对中国非常重要，也是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这件事情就是财务纪律，财务纪律既包括了宏观的，也包括了微观。既有财政的，也有货币的，还有金融的。
11月11日 16:50:09
钱颖一：财务纪律不仅是我们中国应该做好的事情，也应该是全球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石。如果我们从2008年以来的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中发现有什么共同特点的话，尽管他们的表现形式非常不同，起因也非常不一样，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不同层面财务纪律松弛，最终引发了具有全球性的危机。在美国财务纪律的松驰首先发生在微观，发生在家庭的房屋按揭，次级贷。之后是政府的救助，然后又有政府的赤字、政府债务等问题。在欧洲情况发生在宏观，一些国家的政府提出的承诺和支持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财政能力，首先是政府的债务危机又威胁了银行系统甚至把欧元区都拖下了水，波及全球。虽然这两种情况发生机制非常不同，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它们共同的问题。
11月11日 16:53:01
钱颖一：下面说一下中国，从目前的情况看上去似乎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潜在的危机仍然非常值得关注。先说财政，十年前，我们国家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一万多亿，今年会冲向十万亿，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政府会看到这样快速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当然这是名义的绝对值，如果与GDP相比的话，仍然是在过去每一年平均上升1%，十年前大约就是财政收入占GDP大约14%左右，十年后上升到25%左右，但是这里面在我们看到有很好的成绩同时我们要想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此高的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是每年有赤字。这说明承诺和支出更多。
11月11日 16:53:48
钱颖一：在这么高的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仍然还有很多地方财政的矛盾，社会的矛盾等等。关键的问题是，今后十年还会继续吗，答案是肯定的，不可能再按照每年1%的速度增长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不可能每年再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总是有一个极限的。如果继续以过去支出的形式做事的话，显然是会有很大的危机。
11月11日 16:54:36
钱颖一：第二，事实上M2与GDP之比在2003年达到150%的高峰之后的若干年接下来的五年都有所缓和下降，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况。但是2008年以后由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结果导致了较大幅度的反弹。这个趋势仍然再继续。
11月11日 16:56:38
钱颖一：从微观上看，应该说这里面有喜有忧，在有些方面我们的财务纪律非常严谨，比如家庭个人的房屋抵押贷款首付非常高，根据中国人的文化大家喜欢现金付款，越早付清越好，这与西方许多国家非常不同，做过压力测试，即使房价大幅度下降，这部分贷款对银行的影响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大，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些方面，而是出现在其他方面，一些行业一些贷款类型，特别是牵扯到房地产业，基础设施项目，地方融资平台、民间信贷、体制外循环等等，确实值得我们担忧。
11月11日 16:57:24
钱颖一：关于财务纪律这个问题，最早提出大概是32年前，1979年的时候，最早是研究计划经济问题的专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的，他起了名字“软预算约束”。这在20多年前的中国和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当时是非常流行的术语，并且被认为是计划经济中的非常严重问题。没有想到的是虽然计划经济已经终结，这个术语也越来越少听到了，但是计划经济时弥漫的软预算约束被遗传到市场经济，而且造成了全球性问题。
11月11日 16:58:52
钱颖一：软预算的根源是什么呢？当时的一个争论是，软预算约束与所有制有关，国有制企业更有可能是松驰的财务纪律，私有制企业不太会软预算约束。当时还研究了其他的问题原因，比如融资过于集中、企业规模太大、大而不倒等等，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即使是在非公有制下，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照样产生软预算约束，如果政府过度承诺和不切实际的超越发展阶段的福利政策同样是导致财务纪律松弛的根源。
11月11日 16:59:11
钱颖一：回到全球治理问题，救助是治标，根本的治理是要严肃财务纪律，不论家庭、企业还是政府，不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要减少软预算约束，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发达国家，过去更多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美国的特殊性是因为美元的国际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它没有硬预算约束，它可以任意印钞票。希腊如果不在欧元区，早就该大幅度贬值，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就是想建立一个硬约束，硬预算约束的机制，比如为政府赤字与GDP之比设一个上限，比如3恩%，但是事与愿违，恰恰因为欧元只有货币的统一，没有财政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没有约束力，结果3恩%的上限成了一句空话。
11月11日 17:01:01
钱颖一：这几年来我们也包括国外有很多批判华盛顿共识的意见，华盛顿共识有十多条，第一条是严肃财政纪律，所以在反思金融危机，思考全球治理和中国角色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归最基本的市场经济的原则，那就是要有严格的财务纪律。也就是说我们要有硬预算约束，根本上回归实事求是的道理，全球治理首先是各国的治理，各国的治理应该是实事求是，严格财务纪律，从根本上讲不能超越实际支付能力做事，也不能超越实际支付能力的承诺。
11月11日 17:02:39
安茂德：刚才古斯塔夫·盖拉茨提到全球所发生的中心的变化，我们应该看这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中国会继续成为全球最大的向外投资者，西方一定要更好的了解，中国企业一定要了解西方的治理模型，之后把这个治理模型进行应用，接受他们的规范。二是作为投资者希望有更多的资源来自中国，他们必须了解这个企业治理模型，以及在中国的环境。你们也许会感到很震惊，很多西方对中国的治理模型并不是很了解。中国要教育这些外国投资者。三是要更好的利用企业治理这种西方和东方的概念综合起来形成最佳实践。
11月11日 17:05:28
安茂德：在中国有四点突出的：一是关注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在西方更大程度关注短期的，就是投资者他们进行市场对市场的投资，这些基金都是希望能够在短期里得到比较大的回报。当然还有政治周期，政府需要重新选举等等，都使得大家追逐短期的利益。比如说一些财政上的激励，中国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从更可持续的角度发展。对于高质长期的增长，尤其在结构性问题，中国会给予更多的关注，不仅仅是短期的利益。
11月11日 17:06:20
安茂德：二是中国也有了战略目标，“十二五”规划就是其中，包括政治家们也完全了解目前中国的问题在哪儿，同时也进行了长期的规划。这些在很多西方国家里是无法发生的。而且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国家治理里建立长期的框架。尤其是在使用资源和进行投资方面。
11月11日 17:06:55
安茂德：三是中国有一系列的利益相关方，不是说一家企业来寻找投资回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要考虑研发、企业责任感等等，在发展过程中会关注各个利益相关方，这是他的企业治理项目中所设置的很多内容。四是中国的方法更加具有分析性和科学性来寻找风险。在达沃斯2005年的时候我曾经跟我的一个朋友聊过，也是第一次接触到抵押产品，他当时也提到中国，我应该好好听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在西方企业治理上也有一些优势，在运营全球企业上有许多经验，比如说标准也好，还有行为规范也好等等。
11月11日 17:07:25
安茂德：第二，中国有很多独立董事、独立专家，他们有非常好的管控系统，这样对于企业来说能够更好的控制和解释一些问题。第三，在使用新的技术方面和信息平台方面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第四，在西方的透明度是比较高的。信息是定期的进行披露。
11月11日 17:09:07
安茂德：刚才钱教授也讲到全球的互联性越来越拉开，所以沟通的速度以及跨境的沟通，包括中东的一些政治危机等等，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业务，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框架，出现问题及时要进行应对。我不得不提到希腊的经济危机，我们在会计方面是希望能够对希腊的危机对全球的影响进行一个分析，从中也可以有一些经验，首先我们需要在企业之间，监管者以及政府之间进行利益的协调，因为大家有不同的目标。如果我们需要跟他们进行对接和协调，如果说中间有一些不一致的话，信心就会受到影响，而且市场以及债券等等都会出现一些动荡。银行也好，政府也好，以及保险公司也好都需要考虑，整个的系统如果不缺乏利息相关方的协调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11月11日 17:11:06
安茂德：我们目前没有一个机构性的框架在这些西方国家里存在，下决定是比较快来解决问题，但是没有一个财政的机构能够在欧洲进行协调。刚才也提到没有这样一个央行真正的实施一些前后一致的监管政策。而且在不同国家给予同样的监管待遇。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想很多时候在不同的市场这是最大的一个风险。而希腊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想在政府之间，首先建立全球的会计准则，这样财报也好，企业也好，监管者也好，同样在这样的基础上看财报会更加可信。
11月11日 17:12:51
安茂德：中国、欧洲和美国可以根据相关具体的细节和市场各方面的波动性等等，还有从学术的角度上分析一下。我们对于这些业务标准来说，谁在做一些工作呢？中国是最主要的投资者，已经是非常大的经济体，中国需要积极的参与带来融合，因为我们需要在投资的基础上把这些财报统一，建立一个统一的会计标准。关于财务信息也好，财报也好，需要向中国的治理机构提供一些信息，这样更好的进行监管。中国是需要信息的。
11月11日 17:14:01
安茂德：我在这里代表全球最大的会计公司，我们从两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一是对企业治理提供一些咨询意见，二是我们也是一家企业，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对于金融报表、财报和公司治理上，如果大家回顾一下上一次的金融危机，一些企业倒闭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很多企业信息没有公开，因为他们的财务会计以及透明度很差。
11月11日 17:20:59
安茂德：再看一下2008年的时候，会计这时候做的工作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市场对市场的会计，没什么问题，主要是业务模式出现了问题。真正的风险主要来自于过度的杠杆化。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会计做了很多工作，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危机呢？我们做的是否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可以有一些改进的余地，从而能够确保主要的投资者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
11月11日 17:23:43
安茂德：其实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首先我很清晰的感受到，如果有一个相互依赖性比较强的审计委员会，这些人都是委员会的成员，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人。这就会出现很多的挑战。相互依赖性使得他们能够相互参与到和解决相应的问题当中。这种独立的审计能够让他们更好的解决公司内部面临的问题，并且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
11月11日 17:24:32
安茂德：第二点我们必须看一下究竟报告的是什么？你们希望我们的审计和财务报表当中报告什么？是否希望我们能够对风险管理的框架进行评估，是否希望我们能够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进行评估。是否让我们评估商业模式是否是有效的，以及收入率是否是合适的，以及对于投资者进行的这些陈述是否是正确的。否则的话，没有必要再请出第三方给出自己的观点。 第三点我们应该和监管机构进行更好的合作，比如在德国，监管机构和审计方要定期会晤，分享相关的信息，这讲使得金融体系进一步的完整。我觉得我们也必须向投资者解释一下，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在审计报告当中不一定仅仅说会计报告是正确的或者是是否执行，相反我们应该指出究竟研究哪些具体的领域，只有这样才能给投资者信心。
11月11日 17:25:34
安茂德：第四点要具有真正的独立思维能力，承担起对于所有股东的责任，不管是公众投资还是非福利性的组织或者是政府的监管机构，我们看到在中国都会出现新的会计公司，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应该接受国际责任，国际义务，因为我们毕竟是代表一个职业，必须要确保高质量的，同时工作的时候要具备独立的思维能力。
11月11日 17:25:59
安茂德：我们必须要遵循全球的标准，并且就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达成共识，确保全球标准的执行。如果能够有协调性的话，就能够得到连续的执行，也能够有更高质量的数据。我相信对外的投资者，比如中国的公司这样就能够对金融市场建立起更多的信心。
11月11日 17:26:27
欧高敦：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全球治理，同时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和一些企业的领导人交换的观点以及为什么他们认为全球治理是很重要的。的确我们所生活的时期面临着种种全球挑战，包括经济低迷、气候变化以及更多的挑战，同时我们都看到全球合作和协作所带来的好处，能够帮助我们带来政策以及监管的框架，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这并不能够让我们忽略这样的事实，就是我们仍然要考虑到地区和国家的利益，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并不会因为全球治理的存在就会分配自己的义务。我们认为，必须要在合适的层面上做出相关的决定。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公司的领导层必须要认识到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符合各个企业自身的利益，良好的全球治理将能够帮助我们降低企业运营的成本。
11月11日 17:28:10
欧高敦：同时也能够使得我们获得在较高成本的基础之上获得较高利润，同时能够更好在市场上执行知识产权，能够更好的理解和发展安全的产品，同样也知道在某个国家设计的产品可以在其他国家得以执行。同时公司也能够更加了解必须执行什么样的环境标准，全球治理以及相关方式如果更加确定的话，能够减少投资方面的不确定性。
11月11日 17:29:42
欧高敦：综观全球可以看到，最大的公司大概有近4万亿美元的资本，这部分资本是他们不愿意进行投资的，主要也是因为周围的环境当中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有效的全球治理能够帮助我们应对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企业的领导者，我想我们就和政治家一样有的时候也陷入一个僵局当中。不管是在多哈回合谈判还是在京都议定书之后缺乏合作的动态，以及巴塞尔III条约的执行，进展都是缓慢的，而且也是静态的。
11月11日 17:30:12
欧高敦：从本质上来说，很多多方的机构以及组织似乎并没有能够适应这个新的目标，他们并没有能够适应新的挑战，也并没有适应新的现象，就是中国和其他新的经济体的崛起。在20国集团的全球治理的讨论当中，我自己也参加了近100个CEO和公司领导人，当时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谓全球治理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机制，有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全球的机制或者是网络，但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现有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合作，全球治理从本质上来说，不会带来一个宏伟的解决方案或者说一个魔术弹。对于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说最重视什么样的问题。
11月11日 17:30:37
欧高敦：下面简单给大家谈五点：第一，水资源的可使用性，这是他们所想到的第一个关注点。清洁用水的需求在全球都在增加，每年增加15%，但是在今天其实只有近一半的全球人口以及近一半的全球工业能够获得清洁用水，满足自身的需要。另外是低效的灌溉以及持续的破坏和气候变化都会使环境进一步恶化，我们看到上游和下游的用途之间存在着冲突，农村、城市和工业用途也存在着冲突，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每一个行业都需要用水，尽管需要的程度不一样。因此某一个合适的质量和合适价格水的可使用性是至关重要的。
11月11日 17:31:03
欧高敦：二，粮食，粮食的价格不断增长。我们看到粮食价格在中国的通胀是比较严重的，其实不仅仅是全球的粮食价格今年增加20%，化肥的价格也增加了30%。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强，随着几亿全球人口成为中产阶级，人们的卡路里的消费量也会增加，卡路里是来自于肉类，因此需要更多的谷类。但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土地正在减少，对于土地的竞争也在增加。有几个国家是受益匪浅，阿根廷的经济复苏，完全依靠把大豆出口给中国。粮食的增长预计在今天到2030年会增加20%到30%。国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进行自救。要帮助相关的国家获得最好的增长机遇是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不仅是目前处于困难当中的国家，同样也包括其他国家，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解决粮食危机，降低粮价。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增加新兴经济体的粮食产量。如果印度能够把自己的水稻产量提升到中国的水平，全球的粮食产量就需要增加两倍。实际上印度必须要这么做，因为这是符合全球人口的利益，而不仅是印度人民。
11月11日 17:31:23

欧高敦：第三，气候变化。作为企业我们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监管机制，会出现什么样的激励机制，一个国家制定的碳税，另外一个国家不制定碳税，所谓激励机制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意味着在什么地方进行投资，一个国家制定什么样激励措施推动废物的回收，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需要进一步投资到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当中。

11月11日 17:31:48
欧高敦：第四，金融体制。我们的确有了巴塞尔III公约，我们还有相关的一些条约的规定，就是要扩大资本充足率。特别是针对银行所接受的一些业务。但是执行是非常困难的。此外也已经造成一些摩擦和不连续性以及不公平的竞争场所。特别是在目前不确定性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巴塞尔III主要是贸易融资和跨境的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动几乎在人们没有注意的情况下，从2009年到2010年已经减少很大的比率，我们需要改善全球治理来确保有更多的跨境资本流动的进行。
11月11日 17:32:23
欧高敦： 再看一下贸易，贸易融资是出口和进口的血脉，但是贸易融资在极大的减少，贸易融资的开支不断增长，在有些情况下，现在几乎就没有贸易融资的可能性。政府被迫限制贸易融资或者暂停贸易融资，这实际上也是全新的全球治理所出现的意想不到的结果。银行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推动贸易融资，但是根据巴塞尔III的规定，银行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贸易融资的吸引力就在减少。显然这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体现在全球贸易的下滑当中。
11月11日 17:33:24
欧高敦：在以后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在多边层面上达成更多的协议，而双边的协议要相对减少。墨西哥的总统在100个CEO之前说有44个自贸协定，你不知道究竟是感到高兴还是感到沮丧，因为这44个贸易协定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墨西哥公司的CEO，你将会把产品输出到44个不同的国家，必须要了解44个不同的贸易协定，而不是一个。
11月11日 17:33:37
欧高敦：在很多方面中国有足够的机遇来发挥领军者，中国关注的重点显然也是等同于全球治理当中所取得的任何进展，并且从中受益。短期而言，中国要改进政策来推行维持贸易融资，因此要确保经济的主体要继续推动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我们也看到今天出现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显然我们觉得要限制贸易保护主义显然符合中国企业的利益和海外企业的利益。中国也必须要再接再励，因为很多像农业生产率、循环水和循环废料的工作将缓解国内的压力和造福全球。
11月11日 17:33:57

欧高敦：中国在很多技术领域方面都是领先者，这样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全球复杂的挑战。中国在不断的降低成本，同时要扩大投资和创新，这其中包括太阳能以及智能城市或者是降盐碱化和其他方面，全球治理并不是一个静态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能够宣布成果的，新的挑战需要新的方法，国家的利益需要我们作出妥协，同时使得全球的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作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每个月中国的地位都在不断增加，中国有能力领导全球治理，由此也能够造福中国，最终能够造福全球经济。同时中国也能够将其他各国一道参与到全球的讨论方案当中。

11月11日 17:34:19
提问：我的问题是给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的，钱教授提到了财政纪律和自律问题，对于经济的再平衡非常重要，请问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地方财政实际上是当前中国很多经济问题，包括地方债务问题的重要议题，怎么做到地方财政的自律呢？或者地方财政的自律在中国的政经环境下怎么理解，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首先可能要透明，只有数据透明了，问题才会暴露出来，现在问题不清楚，因为不透明。
11月11日 17:35:04
钱颖一：这是一个大题目，今天时间有限，我想外国朋友听到这个问题都有点觉得很难理解，中国的财政这么多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增长这么多的财政收入，但是问地方政府它都觉得非常困难，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简单说这是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走了一步，但是很多关于中央和地方的继续改革还没有完成，但又要发展，而且发展压力又很大，就产生了现在这种非常矛盾的困境，还不光是透明的问题，是机制设计上的，本来就是很大的问题，一个大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问题从来就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在发展压力非常大，增长速度非常被关注的情况下就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我简单的回答是，在这个问题和吴敬琏教授的观点是一样的，因为改革没有彻底，没有继续走，造成的原因。
11月11日 17:35:14
提问：我是独立图书策划人，请问欧高敦先生，你认为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的结合，美国的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结合的非常好，但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除了和国有企业结合的紧密一些外，其他的不是很紧密。谢谢。
11月11日 17:35:28
欧高敦：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企业的领导人们他们也会发现他们需要深入地了解国家战略，他们不能够去期待说他们是一个本地企业，他们能够凌驾于国家的要求、国家的战略之上，他们毕竟是在这个国家来经营，在有些情况下有时候是直截了当的，在这样一个国家当中，有这么大的国有企业，通过董事会机制使得国家意志可以执行贯彻。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监管环境，比如说激励、补贴等这样的机制，美国也是一样的，比如政府的领导可能会出去讲话，在美国就出现了几十亿美金的游说行业，企业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被政治家更好地理解、更好地接受，你说的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的答案，因为有时候企业的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是不一致的，在这方面过去一段时间有很多的例子。
11月11日 17:35:59
同时高质量的领导就在于国家的这些战略如何能够转化成为企业的具体行为，政府也需要花很多时间跟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外的所有本地以及国际的企业沟通，让他们了解他们的战略。至于说中小企业主也应该理解，他们不可能独立于他们所经营的国家的监管环境，双向都应该增进了解，不管是企业还是政治家。
11月11日 17:36:05
王烁：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回到钱教授的财政纪律问题上。您刚才说的道理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现在看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它的赤字、它的债务占GDP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中国政府在财政上不大有纪律，也是大家观察到的一个共识。你的警告是当前因为财政纪律松驰就存在风险，还是风险存在将来。
11月11日 17:36:16
钱颖一：如果看现状，看静态的数字和别的国家相比是不错，但是问题是情况会发生变化，中国这么快速的增长，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话题，它会逐步放慢。而且财政相对于GDP的更快速增长，这种状况也会改变。我的问题反过来问，我们在如此高速增长，包括GDP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情况下，还出现这么多的矛盾，包括地方财政问题，我们放缓了以后矛盾就更为突出。如果现在有这么快速的财政增长的情况还有赤字，如果放慢了以后，假定不改变做事的方式，支出的方式，投资的方式，那这个结果会是很严重的。当然这是有一点猜测在里面，不过我想这个猜测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就很注意。另外我刚才用的词也很仔细“预算内收入”，包括支出，你的承诺隐含的债我们没有仔细算，这里之所以提出这个事情是希望引起高度注意，以后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至于惊慌无措。
11月11日 17:36:28
本议题直播到此结束。
11月11日 18: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