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让我们隆重请出本节主持人吴敬琏先生，掌声有请主持人和嘉宾上场。
11月11日 17:40:55
吴敬琏：这一环节的题目是“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2012年将是全球经济走势阴晴不定、十分微妙的一个年份。与此同时，中国、美国、俄罗斯这些大国都正好进入了政权转换期。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重合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呢？这可能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这种互动关系有可能发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可能发生负面的消极的影响。或者是在一些领域内有正面的影响，在另外一些领域又有负面影响。从中国情况而言，我认为明年党政领导换届，对于改进中国经济运行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11月11日 17:42:22
吴敬琏：目前，中国经济处在一个经济循环的下行阶段。今天上午李剑阁先生说，他回顾历史发现中国每一次改革都是由于困难逼出来的。因为有困难所以人们就觉得需要变革，而变革就带来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发展阶段。相反，在经济比较顺利的时期，人们往往放松了改革的努力。
11月11日 17:43:49
吴敬琏：他今天上午举了例子，200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换届，2003年是国务院中国政府换届，200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内容承前启后，继承了1994年以来改革取得的成就，又要求完善一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有缺陷的方面，而且有相当具体的方案。虽然做了这样的决定，现在回过头看，这个决定里要求进行的改革几乎都没有做。
11月11日 17:46:40
吴敬琏：所以李剑阁的分析是很有洞见性，中国在这个时候进行党政领导的换届，正好处在经济下行阶段。高速增长时期所积累起来的问题，被短期议题掩盖的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了。
11月11日 17:47:33
 吴敬琏：如果大家对于这种情况有一个深切的认识，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坚定地推行改革。举个例子，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个建议指出，改革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所以一定要推进改革，而且要有整体规划，顶层设计，全面的推进改革，包括经济改革，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全面改革。当然这种变革本身的影响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取决于变革的方向和方法。
11月11日 17:48:39
吴敬琏：从最近各种论坛和网络上的讨论情况看起来，对于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似乎大多数人都是有共识的。可是对于变革的方向和方法这个是众说纷纭。这就取决于每个人对于出现的问题、原因和解决问题正确途径的认识。所以自然对于变革的方向和方法变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理论学派不同利益群体都会提出不同的见解和主张，这正是我们需要深入讨论的。
11月11日 17:49:21
吴敬琏：下面请几位嘉宾来发表他们的见解，然后可以进行提问和讨论。
11月11日 17:49:32
吴敬琏：先请第一位李侃如先生。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现在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他是中国中心主任。
11月11日 17:50:59
李侃如：非常感谢，我感到非常荣幸，很高兴在财新峰会上发言，特别是能够在吴敬琏教授担任主持人的小节中进行讨论，我一直以来非常尊重他。我主要想谈的问题是美国大选的影响。美国或中国都承认要进行经济改革和调整，这样才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11月11日 17:52:20
李侃如：对于中国来说，“十二五”已经勾画了改革的大方向，同时勾画了中国的新发展方式。在美国，大家一致的观点是要解决现在的预算赤字爆炸问题。现在，赤字问题还是可以控制住的，但是如果说看未来趋势，这个问题有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变得非常大。问题怎么解决？怎么处理预算赤字？大家没有一致意见。
11月11日 17:53:31
李侃如：另外，每个国家都可以从别国的改革中获益。其他国家也要实施经济改革，这对于市场经济稳定性及促进全球需求都很重要，会成功平衡其他经济体的表现。同时，促进中国出口，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希望在美国扩大出口的政策所在。美国经济以及美国货币会更加健康，中国会在这两者间进行更深的投入。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经济未来五年的改革状况。
11月11日 17:55:31
李侃如：我从两个国家不同的角度做一些评述。首先看美国，2012年11月大选前，政治上决断让步是非常必要的，使得经济有所发展，实际上共和党也采取了有意图的战略避免经济增长。因为他们觉得如果经济不增长的话，大家会在下次大选前谴责奥巴马，这样，共和党就认为自己会在政治上优势。
11月11日 17:58:02
李侃如：如果奥巴马重新当选，共和党控制国会，两者之间作出让步，这样能够更好地处理财政面临的困难。美国政治体制分级化严重，选举是上议院、下议院、众议院参与，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2012年11月前不可能作出任何重大举措，有可能也是2012年11月后。
11月11日 18:00:09
李侃如：再看中国。“十二五”规划非常棒，提出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但中国需要重大变革，不仅是经济、政治体制的一些改革。想变革当然要有成本。在现有的经济模式下，已有的利益群体获得较大利益。当地政府包括省市县等，需要提出一些新的机制，而这些新的激励机制不能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比如说，要更大地鼓励服务业发展、改进知识产权保护，实施环境法。
11月11日 18:02:50
李侃如：中国也和美国一样，领导换届前的一年是最艰难的一年，想改革的话这是最难的一年。因为现在大家关注的是领导换届的选举，而不仅仅是在大选前做一些具有争议的改革。在中国，我也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2012年10月中国政府的一些变化，高层领导的换届以及3月的政府换届，都要沉淀一段时间以后，再考虑政府发展，所以2014年初可能会有早期的改革措施。
11月11日 18:04:27
李侃如：在未来的12个月，中国不会有重大的经济改革，包括在美国都是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2012年晚些时候，两国的领导都要换届。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选举的问题比较重大，选举后政府面临的压力比较大。

11月11日 18:06:16
李侃如：中国政府是近期换届，2014年的时候会有一些改革措施出台，那时候新的领导已经有一段时间可以做政策改革了。改革是一定要做的，但是两个国家里面不会很快发生这个改革。改革都会推后，会使两个国家经贸关系更加紧张，所以需要在两个国家不断促进和解决这些问题。
11月11日 18:10:04
吴敬琏：李侃如先生的讲话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讨论空间和想象空间，总的来说，是他对中美两国未来，政治、经济周期向哪个方向发展的判断，似乎都有很大不确定性。不知道美国情况会怎么样，因为两党争执，两党之间似乎并没有形成很多共识，可能不确定性更大一些。中国也许不确定性没有美国那么大，因为它是共产党不同的世代的交替，但是确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上来以后就有大的改革动作，还是要等待稳定一段时候才有大的改革动作。
11月11日 18:10:06
吴敬琏：最近北京学术界的讨论是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说根据过去的经验，新一届领导上来以后都要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再推出改革。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样的做法不一定好，因为上来以后稳定了一段时间，各种利益的格局已经固化了，即使中央作出一些决策，部门和地方不一定按照中央的办法做，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1月11日 18:11:16
吴敬琏：有一部分人主张走比较激进的办法，上来就推出大改革，这种意见现在也有些迹象。各种各样的论坛及网上对于什么是顶层设计，比如财政体制、金融体制该怎么改，讨论很热烈且相当具体。当政治的轮换完成以后，很快就推出改革，有这样事例吗？中国过去有，那就是1992年换届上来的党政领导，因为矛盾已经比较明显了，而且在民间和政府研究机构里已经做了很多研究。
11月11日 18:12:28
吴敬琏：92年换届，93年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92年党代表大会对顶层设计作出了明确判断，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93年的《决定》是各个方面改革方案出台。94年执行93年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全面、最有计划、执行得最好的。特别是外汇改革、金融改革，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在90年代后期有一个高涨阶段。中国的崛起正是这一轮改革的积极后果。
11月11日 18:13:34
吴敬琏：所以，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想法都有，像刚才李侃如先生说的有很大不确定性，我们期待有好的结果。
11月11日 18:13:59
莫莱茨·姆贝基（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董事会副主席）：今天我只是想涉及一个不同的话题，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新兴国家之间的问题，这个话题一般情况下大家是比较禁忌谈的，比如每次金砖四国成员国聚在一起，包括七国集团和其他的一些国际会议中都避免谈的，但不仅仅是对发达国家能够为其他国家带来问题，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之间也会产生很多问题。
11月11日 18:20:46
莫莱茨·姆贝基：新兴国家对其他的新兴国家也会造成很多问题，这一点要意识到。的确在新兴经济体之间有非常快速的巨大的经济发展，但是同时我们发展经济体中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在中国、印度以及中国、南非以及南非和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和象牙海岸，这些发展中国家会存在一些差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其他的新兴国家的政策和行动都会对我们彼此之间造成影响。
11月11日 18:22:34
莫莱茨·姆贝基：作为重要的负面因素是什么呢？对于南非和其他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对于南美国家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是什么呢？在制造业的亚洲产能过剩，尤其是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对我们国家造成重大的影响。这些大量的亚洲国家所产生的装机容量的过剩，包括在钢铁行业。今天在中国的轮胎业也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我们看到缺陷越来越多的轮胎，涌入到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上。比如说南非，并且由此影响了全球经济。因此，这实际上就给其他的经济体的制造业发展造成巨大的挑战。这个问题也是我希望有时间的话再详细和大家探讨的问题，特别是想听听中国的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像产能过剩的问题如何得到解决。
11月11日 18:23:04
莫莱茨·姆贝基：因为在此刻根据我们的贸工部的数据，我们有一些机动车的轮胎充斥在南非的市场上，这些轮胎的生产国是中国，这些轮胎在南非的市场上销售的价格很便宜，被人们认为是低于生产的价格。
11月11日 18:25:21
莫莱茨·姆贝基：在过去的15年当中，中国一跃而为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过美国，超过日本，超过德国，同时也已经超过了英国。这些变化从本质上来说对南非是有很大好处的，因此我们所目睹的目前到中国一直在执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给南非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同时也给很多的非洲国家带来了诸多好处。带来原材料工业化的进程，进一步推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11月11日 18:27:01
莫莱茨·姆贝基：在实际上作为非洲人和作为一名南非公民，我很高兴的看到中国实行这样的经济模式，同时我们也已经认识到，就像中国的有关代表所指出得那样，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模式。这也是我们焦虑的来源，我们所担心的是这个新的经济调整的战略将会意味着什么，是否会影响和南非之间的关系。
11月11日 18:27:52
莫莱茨·姆贝基：比如说南非的出口当中有一半以上是来自矿产行业，包括金属和矿产资源，这些是我们主要的出口产品，而中国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因此，我们很急切的想知道，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中国所谓侧重于内需的经济模式究竟是什么样。特别是针对从南非进口的产品以及从其他非洲国家进口的产品而言，会意味着什么。我也认识到中国即将当选的新领导人非常关注的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在今天也有很多发言人都已经详细的提到了。因此，我们也急切的想知道一些细节，也就是说这种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会如何影响非洲的出口，以及如何会影响中国对于非洲国家的出口。
11月11日 18:28:33
吴敬琏：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中国原来的这种增长模式，它是双刃剑，这样一种依靠资源投入维持的增长，粗放的发展，一方面对于南非的矿石等等原材料的需求非常大，所以南非对中国这方面生产资料的出口不但数量大，而且价格是在上涨。这对南非来说是有利的方面，同时也有很不利的方面，这样一种粗放式的增长，附加值很低，中国人也需要富起来，于是就只能依靠数量的扩张。这样就造成了刚才他讲到的像轮胎的问题，用各种政策来支持数量扩张。这肯定是一种双刃剑，像这样去大规模的把全世界的矿石价格都抬高了，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不能持续的。所以中国新的领导肯定会执行现在这个决策，要转变这个增长的模式。
11月11日 18:30:31
吴敬琏：转变增长模式以后，会对两国发生什么影响呢？这里刚才从演讲看起来有一点是有误解的，不是新的增长模式，所谓集约增长的模式，它的要点是要提高它的附加值，提高中国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它的技术知识含量。这里不光是外国朋友对这一点有误解，我们中国的很多传媒也是有误解的，依靠内需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紧缩对外贸易，而是对外贸易的功能发生了改变。
11月11日 18:31:26
吴敬琏：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对外贸易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是用进出口的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是我们对外贸易的主要功能。用我们行业里行话来说创汇是最重要的。所谓创汇就是出钞。我们今后并不是要缩小对外贸易的规模，而是转变职能，它的新职能是什么？是改善资源的结构，使得我们更有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越发展，越需要南非这样的国家提供我们所缺乏的比如说矿产资源，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后，一方面刚才莫莱茨·姆贝基先生所说的轮胎大量的低价出口，这个问题会得到缓解。对南非有利的方面是进口中国所缺乏的资源，比如说矿石。这个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后，这方面中国的需求并不会减少，因为对外贸易它的主要功能就要扬长避短，要使得中国的资源结构变得更好。如果我这样理解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它是有利于我们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往来，而且是共赢的。
11月11日 18:33:05
蔡洪滨：经济学文献里有很多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关于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刚才李侃如讲到大选影响经济、经济影响大选。中国和美国，美国的情况李侃如先生已经分析了，俄国的情况，大家看到了俄国是“二人转”，中国是只有经济周期没有政治周期，我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会经常来一个周期，但是经济上来一个周期是非常明显的。
11月11日 18:37:35
蔡洪滨：看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确实和政治周期有关系。我一个好朋友周立安做一个研究，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的换届有非常明显的关系，如果看中国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三字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也好，经济增长也好马上就会加速，我们换届之后对于经济的影响，换届之后很多新的领导干部上来，上来就要做一些政绩，投资加快，投资加快几年之后，经济慢慢过热，慢慢的到下一个周期又要回缩。中国经济增长逢三逢四都经济增长比较好，但是到八、九就出现问题了，98、08，88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么样，总是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大体制是没有周期的，但是换届会对经济有影响。
11月11日 18:40:06
蔡洪滨：刚才的演讲者说担心中国会不会有改变，基本上中国在这些方面没有太大的不确定性。既然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稳定的周期，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方向对于经济的影响，方向也是有很大传承性。我们看“十二五”规划，确实指明了很多很好的方向，但其实是“十一五”规划的传承，所指出的所有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问题、自主创新问题、企业升级问题、区域平衡问题，实际上“十一五”规划里都提出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实质性的改善，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吴老师刚才讲到要继续改革。下面我用五分钟时间讲继续改革的着眼点。
11月11日 18:41:24
蔡洪滨：我们在“十二五”期间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要建立整合高效的全国统一市场。30年市场改革为什么重新提这个问题，“十二五”的所有结构问题，经济增长结构问题改变，区域平衡问题、产业转移、企业做大做强问题都和统一市场缺乏整合有效的统一市场密切相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从依靠出口、依靠投资转移到依靠内部需求，这是形成共识多年的。仔细想想针对这个问题主要开出的药方，劳动收入要增加、解决社保问题，解决收入不均问题，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药方不然是没有抓住问题根本，不然就是药方是无药可解，这三大问题不是三年、两年就可以解决的，如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这些药方就不一定有效果。
11月11日 18:42:23
蔡洪滨：我们再思考一下中国内部需求问题为什么这么顽固，我们认为内部需求不足，没有消费能力一样，我们仔细想想中国的海外市场、奢侈品市场，包括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经济问题说流动性太大，就是钱太多。意思是说潜在的消费需求很大，再加上城市化和其他大的趋势，中国其实潜在的消费市场无穷得大。这潜在的消费市场，国际的跨国企业经常看到和提到，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去挖掘这个市场。换句话说，我认为中国的内部消费需求不足是结构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巨大的潜在国内市场，一方面我们有非常优秀的制造业企业能够制造出非常物美价廉的东西。使得我们有这么大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有巨大的潜在国内消费市场，两方面对不起来，对不起来的根源在于我们所说的中国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不是统一市场，是分散的低效市场。
11月11日 18:44:04
蔡洪滨：如果设想一下有一个企业在广东沿海地区做很好的加工制造业，想开拓国内市场所面临一系列问题，不是说你做好了广州一个市场，就可以扩散到全国，你要到全国市场开拓，要在每一个市场搞定当地的所有市场关系不是容易的一件事，中国的商业环境还是不尽如人意。
11月11日 18:45:25
蔡洪滨：第二点中国地方保护主义，30年经济改革一个主要方式是通过地方分权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动力，另外一个后果是使得地方政府对于地方GDP、地方税收过分看中，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比较严重。
11月11日 18:45:57
蔡洪滨：第三是全国的物流成本极高。设想有一个企业要运货从四川或者广州运到北京，它的成本可能比运到洛杉矶还贵，物流成本的高涨也是一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国内主要媒体专门全面性的报道了这个问题，当时主要集中于物流成本对于物价上涨的影响，最根本的影响是影响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如果作为一个制造业企业，想开拓全国市场，全国营销渠道的短缺也使得成本非常高。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中国现在的市场结构是外贸比内贸容易做，内贸比外贸难做的格局，所以企业热衷于开拓国际市场，但是对于国内市场，对本土潜在的巨大市场只能望而兴叹。
11月11日 18:46:17
蔡洪滨：前一年出口企业面临着汇率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局面，但是出口还是增加20%，就说明外贸企业的积极进取，他们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出口增加20%，对于国内市场他们确实无能为力，这样的现状使得内部消费潜在需求没有办法用国内的供给能力满足，造成了内部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产业升级，沿海地区要同笼换鸟，传统的制造业要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比如说是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可以转到重庆或者西安，如果是规模没有这么大的企业你把制造业工厂转到中国内部，马上面临供应链跟不上、销售渠道跟不上，成本就上来了。内部的政府也出了一系列吸引政策，中央政府也在号召，为什么这个工作进展的这么迟缓，这和国内统一市场没有建立起来密切相关，所以统一市场对于产业转移至关重要。
11月11日 18:47:19
蔡洪滨：对于做大做强，同样是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优秀的成长企业，想建立国内市场不容易的，在中国统一市场有三类企业做的很好，一类是大型央企，已经有全国网络，又有行政渠道打破地方束缚，二类是有全国的销售渠道，就是互联网典型的例子，三类是可以克服高昂的交易成本包括大型跨国公司、奢侈品行业，比如奔驰公司，因为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可以取代美国成为它的最大市场，分摊成本以后这点成本不算什么。如果是中国的民营企业非常好的企业也有进取心，想在中国市场做大做强做出自己的品牌，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对于企业做大做强，有一个整合高效的全国统一市场也是必要条件。
11月11日 18:48:10
蔡洪滨： 区域发展平衡。这需要现在发展比较缓慢的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这就需要这些地区的企业发展的比沿海地区企业还要快，如果你是一家内陆省份的企业，你很有进取心，很想发展，必然需要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全国。但是设想一下，你是陕西的企业、青海企业，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上海、北京，中国主要的大城市，建立营销渠道，你有这样的实力吗。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产品里面，除了茅台酒，有多少人用过贵州的产品？陕西的产品？中国现在的市场状况使得内陆省份的企业很难找到自己的增长空间。如果中国国内市场他们没有办法接近，国际市场又比较遥远，那中国企业什么时候成长起来。所以一系列的问题，“十二五”期间大家看的很清楚，解决的方案不是说要完成二十几个指标，我认为到2015年“十二五”中这20几个指标都能够实现，但是并不是说结构问题可以彻底解决，如果要解决必须建立统一高效的全国统一市场。
11月11日 18:49:00
吴敬琏：最后一位请范剑平先生，范剑平先生是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前面几位都讲到不确定性很大，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不完全。范剑平先生在这方面有优势，是国家信息中心的首席，请他谈谈。

11月11日 18:49:24
范剑平：谢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论坛。我们一般把经济短周期和政府换届效应联系在一起，这个现象在西方和中国都存在。在中国，大家更愿意用统计数字来证明这一点。
11月11日 18:49:33
范剑平：从第六个五年规划到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如果把每个五年规划按照平均年增长速度来看，每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投资增长速度是17%-18%，第二年投资增长速度加速到24.7%，第三年加速到28.6%，第四、第五年又回落到18%、19%的水平。中间明显有两个比较高的年份，第二年、第三年。第二年是开党代会，党领导换届，第三年是政府换届之年。大家往往用这个证明中国的换届效应，这确实对我们国家短周期有很大影响。

11月11日 18:49:45
范剑平：这样的现象在本次五年规划可中可能被打破。我们讲到，每一个五年规划的第四、第五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应该回落，但是2009年、2010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推出了庞大刺激计划，这两年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在26%、27%的水平，今年一月份保持在24.9%，以往第一年应该在17%、18%。在这么高的起点上，明后年还要进一步加速。
11月11日 18:49:55
范剑平：但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使这样的愿望难以实现。一是目前上一轮刺激计划留下的后遗症——高房价、高通胀还没解决，如果后面不进一步刺激了，有希望把这一轮的刺激止步于温和状态
11月11日 18:50:04
范剑平：另外一个后遗症是，这一轮刺激计划，尽管中国政府债务负担率没有超过国际警戒线60%，但公认的是，当年的财政赤字率不应超过3%。恐怕我们在2009年和2010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仅仅中央这一块，赤字率好像只有2.8%和2.1%。但是，还有大量地方融资平台不计入财政。
11月11日 18:50:11
范剑平：现在，地方政府恐怕出了若干个小希腊、小意大利，有些地级市经济规模和希腊大小差不多，有些省的经济规模和意大利差不多，债务负担率百分之百，如果进一步扩张下去，在换届之年大干快上，那么中国就会把自己推到今天欧元区的窘境。
11月11日 18:50:19
范剑平：所以，对“十二五”时期换届效应不要有太大指望。中国应该寻找另外的出路，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种一会儿踩油门、一会儿又踩刹车的做法，不是以控物价作为首要任务，就是以保增长为首要任务的日子，在中国不能长期下去，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就和一个更长周期联系在一起。
11月11日 18:52:40
范剑平：二次大战后，从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开始，西方国家的政府一直到60年代末，实际上是非常推崇用凯恩斯理论来指导经济，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政府对经济干预作用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战后重建中起到了正面效应，但是后来留下了通胀和滞胀。
11月11日 18:52:49
范剑平：从80年代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一批领导人，告别了凯恩斯主义，更加推崇“供给学派”的理论，走了放松政府管制、反垄断、减税，更多的发挥市场的作用的过程，从那以后一直到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基本上是政府对经济干预作用弱化的过程。
11月11日 18:52:56
范剑平：这个过程中培育出了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带来了世界十几年高增长低通胀的阶段，当然由于美国对金融创新监管不力出现了这次金融危机。现在为了救急，大家用了一段凯恩斯主义，但是把凯恩斯主义请回来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和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这就证明这个世界不会重新回到让政府作用进一步强化的过程。
11月11日 18:53:04
范剑平：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应对危机，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强化了，甚至有一些人把这个作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洋洋得意。但是，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矛盾将不可收拾。表面上看，我们的通胀水平不高，但是存在着那么多的价格管制，缺电到了这样的程度，出租车打不到，中国已经尝够了隐性通胀的苦头。
11月11日 18:56:58
范剑平：中国在价格形成机制上，政府弱化直接控制资源方面要迈出更坚实的步伐。相信无论新一届领导人怎么考虑，现在国内的矛盾已经挤到这儿，不改不行。外面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们走到了国际倒逼的环境下。“十二五”时期，中国必须向体制改革找出路，必须深化要素改革，，让我们的资源更多地由市场配置，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份额，这将是中国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未来最大的希望。谢谢大家！
11月11日 18:57:15
吴敬琏：范剑平先生确实是信息中心的首席经济师，所以对于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做了非常切合实际的分析，这对于将在政治周期中，中国政府换届以后的领导人也是非常有参考价值，就是一定不要追求新政府上台以后要建立政绩，追求高速度发展，而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体制改革上，这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很有价值的分析。
11月11日 18:57:23
提问：第一个问题问李侃如先生，您提到美国明年会举行总统大选，你说可能政策没有变化。那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以及贸易保护者说反倾销问题，反补贴问题，你觉得这些问题在大选后会有怎样的变化。第二个问题请问莫莱茨·姆贝基，南非是不是也关心自己的出口问题，你觉得哪个问题更重要。
11月11日 18:58:31
李侃如：我想是有可能的，人民币问题将在明年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也是大选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也注意到今年参议院通过了一个议案，主要是关于人民币的，这个议案是两党共同支持的，民主党、共和党都支持，但是在众议院目前还没有通过审批，明年有可能在众议院的共和党将提议一个议案，如果可能有可能在众议院通过，因为大选之前奥巴马很难否决这个预案，但是他希望避免和中国出现重大的贸易问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想别的问题是指美国政治和货币，这两个问题的确是很重要的问题。
11月11日 18:59:04
 吴敬琏：我非常赞赏李侃如的回答，他没有外交辞令，他的回答是很求实的。
11月11日 18:59:19
提问：请问蔡洪滨院长，你刚才提到现在中国奢侈品、收藏品、海外购物的问题，这些都是集中在高收入人群，我想问你觉得现在中国的社会分配体系，国家分配机制上有没有必要做相应的调整，让低收入人群有更强的购买力来扩大内需。
11月11日 18:59:54
蔡洪滨：收入分配问题是社会上最关注的，这个问题无比重要，但是要用这个问题解决内需不足的话就是本末倒置了。收入分配某种角度是更重要的问题，有的人说为什么消费不足，因为穷人太穷、富人太富，怎么解决呢？让富人变得更富一点，让个别穷人变富比较容易，让普通的中国低收入者变富，这需要整个中国的水平，所有问题解决之后达到的目标。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本身不是解决内需不足的途径，而是反过来的。
11月11日 19:00:59
提问：请问吴教授，“十二五”把战略新兴产业上升到很高高度，局部区域发展不平衡已经造成了一部分过剩，像太阳能，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又会出现新一轮产能过剩，请问中央政府有预案吗？
11月11日 19:01:12
吴敬琏：这个问题前部分我可以回答，中央政府有没有预案，可惜今天温家宝先生没有来，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人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关于“十二五”规划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具有这样的条件，我们有相当雄厚的产业基础，同时产业链也比较齐全。加上我们在技术创新上，虽然我们发明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很低，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所以有创造新技术能力的技术人员数量并不比发达国家少，这是主观条件。
11月11日 19:01:34
吴敬琏：从客观条件来说，每一次经济危以后，经过重整都会出现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这次我估计也不会例外。我认为要在中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条件是具备的，作出方向性的规定也是对的。

11月11日 19:02:08
吴敬琏：现在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管是产业升级还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都是用的从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用的老的体制和老的机制。让政府去动员资源，政府指定技术路线，政府组织科研攻关，政府组织技术发明到产业的转化。在追赶时期政府比较容易有这样的能力掌握信息，因为别人已经做过了，在创新的时候，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候，政府老是说没有这个能力去把握足够的信息。加上政府的偏好，这种决策往往发生大的失误。
11月11日 19:02:24
吴敬琏：所以从去年以来我一直呼吁我们要转变体制和机制，否则的话，比如说省政府、地区政府、县政府的领导人员有什么能力来选择技术路线，来选择投资项目。不要说创新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各地高度的结构统一，因为他们都是按照中央政府提出来的七个战略新兴产业抄的。所以问题确实存在，而且现在发展的已经相当严重了。希望政府要改变，领导我们经济发展的方法，不能用老套路。
11月11日 19:0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