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处于焦灼的关键期，各种社会矛盾日渐凸显，社会稳定面临挑战，社会管理成为首要任务之一。应怎样从事社会、政治、经济、法制等各个层面的建设？立法、司法、行政部门该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党、公民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何在？如何通过积极的改革达成社会共识？本届讨论由财新传媒副总编辑杨大明主持。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共同与大家讨论上述问题。

11月11日 21:24:46
马怀德：题目是稳定需要大智慧，我非常赞同这个判断，因为中国确实面临着极不稳定的社会背景，是什么造成的社会的不稳定，我想重点谈一谈社会矛盾问题。由于社会矛盾数量增多，表现形式日益丰富，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以及社会矛盾的极端化、激烈化，这些倾向，尤其是新型媒体放大了社会矛盾的各类表现形式之后，使得多数人有一个判断认为现在我们是一个矛盾突发期，矛盾凸显期、频发期，社会矛盾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11月11日 21:28:45
马怀德：造成社会矛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有经济的、有社会的、也有管理的，也有民众本身的。我认为在分析这些原因之中有一个因素分析得还不真，还不透。我认为造成今天社会矛盾的原因是公权力的行使的不规范，我这里有一些证据来证明是公权力不规范导致了社会矛盾，比如说法律制度政策的不公平是导致社会矛盾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11月11日 21:29:46
马怀德：前几天几个北大的几个教授申请国务院审查教育部高校招生的一个文件，认为这个文件规定了，参加高考的学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作为现在城市进程化速度加快，人口流动这么快、这么多的情况下，就限制了在相当一部分在城市里就读的非户籍人口的子弟参加高考的可能，申请审查这份文件的合法性合宪性。我想，如果说这是一个例子的话，可以说明由于我们政策制度甚至是法律本身规定，是计划经济年代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这种制度，所以它自然就会有一种不适应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现象造成了这种不稳定，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
11月11日 21:31:47
马怀德：再比如，公权力行使不规范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决策不当或者是决策失误，往往是一些错误的决策导致一些群体事件的发生，这也是已经被近年来多起群体性事件证明了的事实。由于我们在行政决策的过程中，缺乏民主的、科学的论证，使得很多决策都是领导拍脑瓜子的结果，所以造成了大量的小的矛盾，甚至是大的群体性事件，决策不当也是一个原因。
11月11日 21:32:22
马怀德：公权力行使不当的另一个表现是执法不规范，或者说法律实施不良。最近大家看到的网上在探讨的深圳联防队员强奸造成的恶性事件，这个事件实际反映出现的执法到底是什么状况，是不是大量的事件社会矛盾都是由于执法人员的不文明执法、暴力执法、不规范执法造成的，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1月11日 21:33:20
马怀德：一种社会矛盾一旦由于政策不公、决策不当、执法不规范引发了社会矛盾之后，政府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应该是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但是由于现在的社会矛盾化解的机制不健全，渠道不畅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问题，所以导致现在有些社会矛盾，本来是小的民间纠纷，小的问题，最后演化成了大的群体性事件。
11月11日 21:34:27
马怀德：比如上访，上访人群之所以多是在基层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有一个数字讨论社会矛盾，有47%的信访案件都是涉法涉诉案件，公检法司处理案件有不公之嫌，老百姓不服，都要求到北京来讨说法。说到底，都是由于公权力行使不规范造成的。再加上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和老百姓的信息沟通不畅，有些老百姓表达的渠道不畅，也会导致一些矛盾不激化。
11月11日 21:35:07
马怀德：我总体认为，社会矛盾之所以发展甚至激化，根本的原因是公权力行使不规范。在中国想要解决、化解、预防这些社会矛盾根本的出路是要规范国家公权力，而规范公权力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法治，但是我们遗憾的是现在在有些地区、有些领域里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不是用法治的方式，而是用人治的方式，所谓大家说的信访领域里的很多矛盾问题，如果说到根本，就不是在一个法制轨道上解决纠纷的一个方式。
11月11日 21:38:42
马怀德：我也比较很多国家解决纠纷的机制，多数情况下，有个别国家也存在类似信访制度的制度，像北欧、新西兰、澳大利亚都有这种制度，日本也有这样的制度，但是他们都没有发展到信访这么庞大的体制，也不是解决纠纷的主渠道，是辅助的渠道。到今天，信访已经变成了解决纠纷的主渠道，信访的数量1300多万起，远远超过了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这些问题都说明，我们在解决纠纷方面，走入了一个误区，就是没有循着法律的轨道在解决纠纷，我认为在人治的轨道上解决纠纷越来越远。
11月11日 21:39:48
马怀德：要想解决中国今天的社会矛盾、寻求社会的稳定，必须回到法治的轨道，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精神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社会矛盾。具体我有很多建议，就不多说了，包括立法要公平、公正，尤其要避免部门立法，部门起草法律的现象，执法要更加规范，加强法律实施的有效机制，要赋予执法人员实施法律的有效的动力机制，特别是在司法上，我觉得还是要认真的思考，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公正给中国社会稳定造成多大的危害，尽可能、快速地改革制度、完善司法体制机制，使得它重新赢得公众的信赖，发挥解决纠纷主渠道的作用。
11月11日 21:40:34
马怀德：最后的结论是，在中国要寻求稳定，它的大智慧不知道有多少，有一条我是坚信的，走法治之路，例行法治是解决中国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寻求社会稳定的根本出路。谢谢大家。
11月11日 21:41:18

宋晓梧：我刚才听了马教授说的很受启发。我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题目是稳定需要大智慧，大智慧需要哲学思考，但我达不到那样的程度，我做一点比较局限性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对于稳定的判断要告别GDP崇拜，大家听这个话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我们有一种说法，比如五年前或者是再早一点，七八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到1000美元的时候，就是社会矛盾多发期，好像中国社会不稳定有矛盾是因为人均到了一千美元了，现在人均到了四千美元了，又说我们进入中等陷阱，都是跟人均GDP挂钩。实际上这个GDP当然跟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和稳定不稳定没有这么直接的关系。

11月11日 21:44:23
宋晓梧：好像我们到了高收入，一万多美元了，社会自然就稳定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只要一个地方、一个国家集中力量下决心把GDP搞上去，社会问题就解决了。我觉得我们要告别这种思路。因为历史证明并不是这么回事。中国最混乱的时候，GDP不是一千美元，现在利比亚人均是一万美元了，现在还打仗打成这样了。我认为稳定不稳定还是要从自己国家的体制机制。刚才说的公权力到底算不算法治建设，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怎么样，各种社会结构变动怎么样，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一概的推到随着GDP的发展，社会就自然稳定了。
11月11日 21:45:46
宋晓梧：现在仍然有人提出来，先不要管这些事，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下定决心就照原来这么干，干他二十年，林毅夫自己也讲了，再干二十年，中国就是世界第一，到时候中国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当然林毅夫没有讲这个问题，他只讲到再过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到世界第一。很多地方，我们看到领导也好，学者也好，在演绎这样一个问题，只要我们人均GDP到了多少，社会就发展成什么样。我认为要告别这样一个GDP崇拜，这个崇拜已经延伸到了我们的各个方面，在前一阶段，在物质财富极大匮乏的情况下及人均二百美元，买个花生、瓜子都要发票，到年底的时候，把物质财富尽快搞上去，GDP想要翻几翻，大家都愿意。无论是从历史看，还是从道义上讲，都没有一个完全随着GDP的发展，国家就自然而然的，稳定问题就解决了，没有这样的问题。
11月11日 21:47:03
宋晓梧：比如我们现在造成的很多问题，我看到一个材料，农民工有80%刑事犯罪，在城乡结合部犯罪，这个是比户籍制度割裂了城乡劳动力市场造成的一个问题，你要对这个问题认真研究。我认为第一点就是要告别GDP崇拜，好像认为经济发展了，就会自然导致社会稳定，不一定，而且不同历史阶段的GDP它的社会条件也会差得很远。美国人均GDP四千美元的时候，也没有苹果，经济也没有这么发达。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当然我不反对GDP增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它的一定的指标作用。
11月11日 21:48:18
宋晓梧：第二个问题，现在的不稳定究竟是怎么也不能满足的老百姓故意闹事，还是我们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或者在体制机制的改革方面不到位造成的一些社会矛盾，哪一个是为主的，我同意刚才马教授说的，认真分析我们现在发生的许多重大的不稳定问题。绝大多数，咱不说官逼民反吧，也差不多措施失大，摆不平，引起的一些事情。像瓮安事件等等都是一些典型的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平时一些小的事件也看得很清楚。
11月11日 21:49:48

宋晓梧：第三个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解决。现在的社会矛盾确实突发，我以前都讲过，我在去年的财新峰会上都讲过，中国GDP是一枝独秀，咱们就追求这个，但是经济结构相当扭曲、社会关系相当紧张，去年也讲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现在如果说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应该说社会矛盾相对会缓和一些。现在有一个倾向，出现了某一个问题，比如收入分配不合理了，就把收入分配弄一个指标，就当成当地政府的一个指标，当地政府就把这个指标层层分给各层，它既然作为一个指标，它必然是强化行政腐败。

11月11日 21:53:51
宋晓梧：所以我提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法治，同时在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是进一步加大政府的行政控制力量，是构建一个更加精致的、更加强大的、更加全面的政府管制来解决社会的不稳定问题，还是进一步发挥社会各个市场这种主体，他们的自组织、自协调，给它们这样一种发展的社会组织，让他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有他们一个自协调的机制。
11月11日 21:55:40
宋晓梧：在这方面我们有一定的进步，我们从以前没有社会组织，到今年的第三季度大概有44万多。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社会组织还是严重地存在着官办官管官认定的问题，实际上它很难成为独立的、能够代表群体的利益进行自律、进行维权。如果各个社会群体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自律和维权作用，很多矛盾不用政府站到第一线去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正是由于缺失，社会组织很多都像二政府似的，出现了各种问题都找政府，政府就总是处在各种矛盾的第一线。
11月11日 21:58:34
宋晓梧：所以我要讲的第三个观点是要进一步缓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往前走，应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好地给予不同社会群体空间，让他们培育力量建设社会组织的一个自协调、自律这样的机制。当然，这个本身也需要有法律的约束，也需要有明确的立法，也需要有一定的监管，但是这方面觉得有缺失，所以很多矛盾在基层、在政府没有考虑到的时候，就很难解决，直到把这个问题闹大，闹到政府跟前，才暴露出来。
11月11日 22:00:07
宋晓梧：我就这三个问题，一个是告别GDP崇拜的问题，二个是对于大多数不稳定的因素造成我们要反省体制机制的问题，不要都怪老百姓的问题，三是社会组织自协调作用，从长期来看，对于构成稳定的社会是非常有好处的，谢谢。
11月11日 22:01:04
赵鼎新：现在都是各说各话。稳定需要什么新智慧，其实根本不需要智慧，只需要新尝试，我讲完大家就明白了。刚才马教授说得很对，中国的矛盾近两年增多了，由于我们新闻报道才知道得多了，以前我们知道得不多。跟80年代末比，那时候的社会矛盾比现在更大些。我们国家发展那么快的时候，矛盾是很多，美国二十世纪初和欧洲二战前比，我们国家的社会矛盾那么大，为什么那么大，感到我们中国没有社制度化社会矛盾的能力。
11月11日 22:12:26
赵鼎新：西方怎么制度化社会矛盾的呢？他们靠基本的筛减，筛减被他们设计到了。第一就是搞民主，看选票。第二搞公益社会。让老百姓自己到利益集团解决，政府退出不管，加强法治，用法治来调节。我发现在美国这种社会，什么社会运动都没用。
11月11日 22:22:48
赵鼎新：比如美国、英国的社会问题很大，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决，他们在他们国家没有事，在中国有事，为什么呢，实际上是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呢？因为他的合理性是建立在绩效上的东西。绩效合法性不稳定，它太现实，你干不好了你就不合法。其实这个制度不解决绩效带来的合法性的问题，只能给钱。
11月11日 22:31:32
赵鼎新：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妈妈，手里有一大把的钱给他小孩，他就会把宠坏，如果十个小孩妈妈分钱怎么分？给这十个小孩一样多，肯定不行，老大觉得老七、老八、老九、老十我是帮你带大的，所以你要多我给钱，老小从小娇生惯养，觉得妈妈当然要多给我钱，中间的人会不高兴了，10个小孩都不会存在中国这样有钱就给。这两年有的社会矛盾是以前的后遗症，有的社会矛盾这两年我们自己特殊的处理方法造成的。所以到底怎么样解决根本不需要智慧，只需要常识就可以了。大家从我的话里也知道怎么样解决问题了。谢谢大家。
11月11日 22:32:09
任剑涛：刚才赵教授把问题透析出新的另一个问题，稳定需要大智慧，要问得更准确一点，什么样的稳定需要大智慧。稳定需要大智慧指的是特别的阶段需要大智慧，转型的社会已经处在十字路口，各种矛盾交错出现，而且非常的错杂，非常难以解决，资源的配置、体制的更新、政治的安排都需要人们在应运于产生的复杂社会跟权力的相互博弈之间，这个时候需要大智慧。

11月12日 10:05:50
任剑涛：社会的自我治疗、公民意识的自我成长，社会利益集团、社会公益组织、公民个人自治、公民权力个人的统一变成我们这个社会要让大家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民组织、每一个公益群体都要搞清楚自己为整个国家承担的责任。不要总是指责别人浩然正气，宽容自己抢占道德高地。全中国人民都在愤怒谴责那十八个人，回过头来说，我们都是十八个人中的一员。此前我们还敢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现在中国是从“别人做起”，从而来围观。这个问题很严重了，真正需要大智慧的稳定，是需要政党、政府和社会共同来从自己脚下、即刻、当时每件事情才能做到大智慧的稳定。我就说这些，谢谢。
11月12日 10:07:35
胡德平：刚才四位专家学者说得都很到位，说得也很专业。我是因为和财新是朋友关系，是有历史的友谊。我谈一个观点：从源头治理总比成在下游阻塞更好。我们去了天津，天津解决一些收入分配问题，我觉得也有一些新意。我简单说一说。本来是老工业城市，工人也特别多，在经济困难时期，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那几年，他们也做了买断工龄，让工人下岗，他们也开始这么做了，但是做做就觉得对待工人好像应该有些更好的办法，也不能够很简单的就对工人买断工龄。我听他们介绍，反正那几年天津的工作确实有点落后，各方面生产、社会的变化、城市建设确实有点落后，但是他们那儿的有些领导工人出身的也非常多，这怎么够让工人就买断工龄下岗呢，一看见他们也很勉强做这个，结果他们做着做着工人反映很大，他们从源头来看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
11月12日 10:19:37
胡德平：他们最后的办法是生产必须要发展，工人必须要安置好，工人确实要把企业多余的一些人过时的设备要淘汰，多余的工人要脱离第一线的时候搞一个托管中心，只要进托管中心的人把你工厂，该你欠你所有的工资，欠你的各种费用、医疗费全都补齐，他们50万人，补了有60亿左右，把所有的历史账都补完，补完之后有劳动能力的人再找工作，政府也帮你再找工作。在你没找工作之前还给你基本生活费用，在年底之前享受劳保，享受社保，别的没有劳动力的，到了退休年龄了，政府就养起来。反正这个工作是一个一个的来做，我觉得这个做得就比很多地方细致得多。
11月12日 10:19:53
胡德平：另外，他们发医疗的社保和养老的社保，都是城市居民和农村的村民，他们统一都叫城乡居民，都发一样的社保费用，因为他们这一年钱、财政资金也好了，也好了之后他们就不再用二元结构的方法来看待城乡居民。我觉得从源头上，他们现在天津农村、农民和工厂工人解决的问题，我看也相当的顺，他们有数据。
11月12日 10:20:14
胡德平：最后，现在又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非常重要。顶层设计需要一个基础，还说农村问题。现在在拆迁问题上，在城乡一体化问题上，在新农村建设上，确实有些事情很不尊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为什么现在会有强拆普遍的问题，暴力拆迁的问题也有，暴力抗拆的问题也有。首先，你拆的是谁，你规划的时候是谁的，没有和所有者的协商你就规划了，你就计划了，你就可以拆迁了。我说现在的问题，智慧还要出于实际，智慧确实不要迷信自己，要想到更大的社会，多样的利益群体，智慧的社会也要有勇气。我就说这些。谢谢。
11月12日 10:23:36
杨大明：谢谢。他也把我们今天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了。历史让我们更加的反思过去，反思历史，他也特别强调了，智慧是来自于实际，智慧来自于勇气，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不过，超过时间很晚了。再一次感谢五位专家学者的演讲，感谢各位的参与。有时间的话，希望各位还来参加明天的财新峰会。今天的论坛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1月12日 10:26:30